后来的革命者，固然会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适应现实环境，推选与服从独裁型的最高领袖。但是在推翻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后，未免又会对此心生不满，以至又会以民主的原则来否定独裁的必要性以及反对独裁的现实了。

如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再能现实点，多借鉴历史经验而不是凭空幻想，承认领袖独裁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对其加以种种限制，恐怕效果会好得多。至少可以省得对立的两派在民主的理想与独裁的现实之间各执一端，来回折腾了!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只有满怀极度的仇恨与处在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人们才会放弃天然的自由散漫的作风，服从最高领袖的驱使，不争论，相忍为党。

在夺取政权后的和平年代里，种种严酷的纪律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们理所当然要求更多的政治自由与生活享受。在风平浪静时，人们将会剥夺在暴风雨中指挥他们度过危险的船长的权力。

但是对于伟大领袖来说，打倒反动派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只不过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的新社会，这才是最重要的。要实现这个理想，更需要掌握绝对的权力，以便按自己的意志与愿望来塑造一切。

同时伟大领袖又会觉得，做思想工作本身也是一件危险、麻烦与多余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自由与人格平等，有悖于严格的纪律，并且将丧失领袖的“神授魅力”。如果丧失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就不会令人肃然起敬与绝对服从了!

党内民主与党的法统对于所有党员包括最高领袖而言都是有约束力的，但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必然又会与之相冲突并且必定会突破这些限制。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于是在党代会前清洗反对派就是势在必然，甚至干脆就不召开党代会。[10]

现实权力政治的无上威力

绝对的权力具有压倒一切，腐蚀一切的能力。“参与政治的必然后果就是唯政治论与泛政治化，使用暴力的最终结论就是暴力至上与暴力万能。”[11]权力这头怪兽，一旦尝到人血与人肉的滋味，不吃到肚皮涨破是不会罢休的。

剥开苏联社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以世界范围内的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来分析，其一切行为的实质就是一场落后民族以最为严厉与最为残酷的纪律从整体上追赶先进民族的强行军。[12]强行军需要一个意志坚强的领袖以绝对的权力来执行军事纪律，因此斯大林所进行的残酷清洗与镇压其本质就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队伍，格杀一切不服从领袖指挥的异己分子。

如果不能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领悟到这个残酷的现实，或者丧失了人性中衡量利害关系与判断权力结构的本能，因此不愿意服服帖帖，谨小慎微地服从与服务于伟大领袖，凡属这样的人无一例外全部成了残酷历史的祭品。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斯大林的独裁与滥杀才是准确的。如果他只是以杀人为乐的话，何必捏造出那么多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罪名?干脆宣称“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或者来一个复辟沙皇制度的闹剧，岂不更省事，更合理些?

还是顾准讲得更公正些，“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者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的残暴，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为了个人的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的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13]

可以再加以补充，如果革命领袖对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了然于胸，深刻地领悟到了由人性决定的以强凌弱，以智诈愚，以众暴寡等邪恶行径的不可遏制，落后民族必然被灭亡的这个残酷规律的不可改变，他就会认为自己的一切残暴行为都是历史的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