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式社会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结果，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以大跃进的速度模式和大兵团作战的人海战术建设社会主义，遭到了沉痛的失败。大跃进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200多亿，在当时货币制度下，这是一个巨额损失。跃进的三年造成的损失，用了五年的时间来调整，一共浪费了八年。后来不得不一退再退，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党和国家中有许多人要求结束这种路线错误。1959年夏，党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定调子，强调问题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彭德怀不以为然，觉得避重就轻，讳疾忌医将铸成大错，遂以十分客气的姿态提醒毛泽东留意浮夸风滋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大怒，立即将他批判并罢官。党的其他领导人不得不寻求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错误，取消平调，承认并允许各核算单位之间的差别。1961年3月至5月，中共中央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60条”)，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5]邓小平于1962年讲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6]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还到各省去总结渡过困难的经验，推动“三自一包”。在这年的春季，中共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承认“三分天灾，七分****”，即承认党的工作方针是造成连年灾害的主要政策原因。在5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农村还要继续调整，城市要减少2000万人口。这年的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十次会议，决议中又重申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30年不变。

其三，限制分工和消灭差别问题。洪式社会主义纲领是自然经济结构，所谓“陶冶木石”等俱由农民在农隙治事，这本身就抑制了技术的专化和分工，并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普化，杜绝差别。

毛式社会主义也是要限制分工、消灭差别。毛泽东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严重挫折，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根本思想。鉴于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中国进一步孤立，毛泽东反而强化了原来的信念，他认为社会的每一个单位的“小而全”产生万能性，每一个成员的无差别产生通用性，根据这种原理构成的社会对外具有抗压性，不怕帝修反的高压;对内具有整合性，可以把每个人改造成为只有共性，没有个人利益要求的共产主义新人。1963-1965年，毛泽东举起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在共产国际批判“三和一少”，在国内批判“三自一包”。在他看来，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对不对的问题，而是人的思想能不能革命化的问题，是党的领导人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批示信中(即“五七指示”)进一步明确提出新型社会结构的思想，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他说，人民军队应该是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文化，又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这样军学、军工、军民几项都兼起来;工厂也要逐步办成综合性联合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工人以工为主，兼学政、军、农等;学校也要办工厂、农场，勤工俭学，半工半学;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农业、商业、服务行业及党政机关都要这样。[7]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实施方案。它的实施必将是建立一个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商品生产、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的社会。可以看出，在限制分工、消灭差别问题上，毛式社会主义比洪式社会主义更富时代精神，更具明确目的性。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公布了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如同一夜春风起，全国立即遍地开花。部队、工厂、学校都办起了农场，农村公社办起了工厂、学校、民兵、商店、卫生院。每个单位的职能都走向“小而全”，力争在小范围内自己动手，自给自足。各地又纷纷成立“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宗旨是炼人。即造就一批永远忠于毛主席，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总之，一切都是为着改造人的世界观。从这一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直接目的虽然是为了解决连续三年的初高中及大学生的毕业安置问题，但是其理论意义也是为了“炼人”，使青年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生产技能上、文化情趣上向工农兵看齐。毛泽东又不断发布指示，全国大学毕业生要到工农兵中去，由他们给予再教育;大学还是要办，但要由工人阶级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所有这些，连同文革前提出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都是旨在缩小三大差别，即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