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高出五度的纬度，带来的气候要比其他地区严酷许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暴增。雨量集中于夏秋，易成洪灾;冬春少雨，又形成干早。《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描绘的一幅地地震引发洪灾的画面，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拂腾，山家幸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充分展现了古代之民在自然灾难面前那种渺小与无助之情。

这样的生产环境产生的收成必定是较低的，中国古代特有的生产关系，又使这种短缺雪上加霜。中国古代官府摇役之重与赋税之多，世所罕见;中国古代地主地租及借贷制度之严酷，亦为世所罕有。普遍民众处于天、地、人的三重夹击之中，朝不保夕，整日如临如履。

世人无不赞誉“吃在中国”。的确，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杂食动物”。中国食谱之广，使外国匪夷所思:天上飞的，树上爬的，地上走的，土里钻的，水里游的……无不可用来果腹。中国古代的植物类书，大都在其条目后面注明里可食性、食法及味道。中国人保存食物以供长期食用的方法令人叫绝:风干、烟熏、火烤、泡制、腌制、发酵，其背后的根本动力是饥饿的忧患。中国人从最庄严的祭祖祭神，到最平凡的日常见面打招呼，其主体元素仍然是“食”。

正直的人们从民本主义出发，忧生而忧食。从“国风”中的《伐植>h硕鼠》、《七月》到汉乐府民歌中的《东门行》;从《古诗19首》中的“努力加餐饭”到杜甫的“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简州人食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饥者歌其食”的忧患传统，响彻了“民以食为天”的回音。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造成民族精神中浓厚的忧患意识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者称西方的基督教为“天学”，印度是佛教文化是 “鬼学”，而中国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则是“人学”。这种“人学”文化，是积极入世而非消极出世的;是注重于今日之现实而非祈福于来世的;是把个人穷达与国家及民族的盛衰紧密结合的。是以，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其普遍的价值取向是“学而优则仕";人生的主要观照点是国家社樱、社会人生;成功的捷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来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把读书入仕视为“正途”。即使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这些堪称伟大的诗人，也把文学当“副业”，“余事做诗人”。李白高唱“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杜甫低吟“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白居易执着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陆游迫求“功夫在诗外”等等，无不体现出这种“重政轻文”的价值取向。

“政治本位论”与“文学副业论”，有一种互补的关系。政治上得意之时，知识分子狂热地追求官爵，文学处于“副业”位置;政治上失意后，文学上升到主要地位。在政途上积累的感伤悲愤，又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动力仕途经济风云变幻，人生道路曲折复杂，这种主次关系不断变换颠倒，使文人的忧患意识，像滚雪球一样日积月淤，从而成全了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辉煌与永恒。

“学成惊人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文人“悬梁” “刺股”的动力，而这“买卖”是否成交，几乎全由帝王们来“落糙”。

中国古代的君主们均“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黄宗羲语)，在处理私欲与国事，个人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时，往往不瞻前顾后，一意孤行。中国古代君王“明君”与“昏君”、“暴君”之比，过于悬殊。君主表现出来的普遍偏执、自大、骄横与愚蠢，使其在处理政务时表现出举世罕见的随意性、独裁性和神秘性。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矫正君失的良苦用心，换来的是斥责、获罪、贬滴甚至杀头。即使是寥若晨星的“明君”，其“兼听”与“纳谏”是有条件的，而“偏听”与“不纳谏”是绝对的。

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文学家们或暂时得志，不久即被排挤在朝廷之外，如屈原、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汤显祖等;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如司马迁、曹植、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王实甫、关汉卿、吴承恩、吴敬梓等。凡此种种，政治上磨难，为他们提供了深刻丰富的题材;壮志难酬的忧患，又成为其常唱常新的主调。“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篙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陆游的《读唐人愁诗戏作》道出了千古文人的酸楚。

四

展开中国古代文学漫长的画轴，一代代文人，一部部作品，薪火相传着忧患意识，使得古代文学历经五千年而长盛不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屈原就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紧密相连。其“忧”是那样沉重，其“患”是那样深远。他，捧着一颗赤子之心，以“死”的决心来问“生":祖国向何处去?我的错在哪里?人生命运的价值究竟何在····一部《离骚》，就是以烂漫的情怀、驰骋的想象来抒写忧患的“牢骚”。屈原的忧思，感天地而泣鬼神，为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篇，带来惊丽绝艳的壮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