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媒体评“史上最严”控烟条例：有屋顶就不能抽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烟条例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4月12日，记者在条例实施倒计时50天宣传活动上了解到，届时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将走上街头，开展控烟执法。

近年各地纷纷出台控烟条例或禁烟暂行规定，尽管配有罚则，但执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有的地方几年没有处罚过一个人。原因很多，比如取证难，再比如执法主体不够明确、人员紧张，甚至包括执法者怕麻烦等情况。此外，还屡屡出现拒绝受罚的情形，由于缺少专门控烟队伍天天上街巡查，就算是抓到违规抽烟者，罚款执行起来也难。有业内人士感叹：“有的人吸烟了，等你人来，他烟头已经掐灭了;还有的客人在抽烟，服务员说老板不在，就是不给钱……”确有一些经营场所出于利益驱动，不愿劝阻消费者吸烟。

此次，北京出台的控烟法规，被称为“史上最严”，体现在“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能抽烟”，除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之外，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体育场、儿童医院等场所的室外区域均为禁止吸烟区域。甚至被冠以“目前国内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最为接轨的一部地方性法规”。但是，最严法规要落到实处，仍需要执法有力。

我国香港地区关于控烟的做法值得借鉴：一是处罚金额高。按照香港的《定额罚款(吸烟罪行)条例》，在指定为禁止吸烟区的区域内或在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罚款1500港元。二是欢迎举报。吸烟时间短，“难取证”的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市民举报就凸显了作用，据报道，在2012年，香港的控烟督察共收到约1.8万宗有关吸烟的投诉。所有违例吸烟投诉，控烟办公室都会根据既定程序跟进，向投诉人了解详情，例如违例吸烟的时间和地点，针对投诉内容还考虑日后于个别时段到有关地方进行突击巡查。三是加强巡查。控烟督察的巡查时间除一般办公时间外，也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众假期、晚间和凌晨时分。对于违例吸烟情况较为严重的公众场所，控烟办公室会重点打击，作出更频密的巡查。这些做法并不难参照，如果内地执法部门择其优点，落地执行，势必能发挥良效。

这些年，一些法律法规或公共政策出台，舆论总不忘冠以“史上最严”的前缀。评价法规、政策是不是“史上最严”，不能光看条款，而是更多体现在执行上。有了钢牙利齿，会不会张嘴?张嘴了，会不会咬下去?如果“史上最严”的控烟法规执行到位，真正成为撒手锏，无疑值得期待。

9.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靠谱吗?

突如其来的成名，让湖北农民女诗人余秀华陷入从未遭遇过的一场喧哗。据《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这些天来各路人马纷纷上门拜访，媒体来了，出版商来了……当地有关部门也来了，并“试图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的城市名片”。

这种情形让人既感欣慰又担忧。让人欣慰的是，成名对余秀华来讲终归是件好事，可看作是对她多年来在逆境中坚持写作的一种嘉奖。这既可以给她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也可以带来现实的一些好处。特别是对每月仍在领取60元低保救助金的她，成名可以给她带来必要和实在的物质帮助。让人担忧的地方在于，热议之下，不乏一些不友好乃至于羞辱性的声音。虽然这可说是一个人成名的代价，毕竟余秀华从未经历过这种人生体验，这种过度消费很可能给她带来不小的困扰和伤害。

一个诗人，成名之后引来媒体和出版商竞相拜访，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当地有关部门“试图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的城市名片”的举动，多多少少有将余秀华当作赚取政绩的工具、“消费”余秀华的嫌疑。且不论当地有关部门此举的动机如何，单就此举的可行性来讲就大打折扣。文学艺术类名人或者名作，一般来讲都极具个体特质，很少有什么地域属性。不能用一地“特产经济”的思维来支持文学创作。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有违文学规律。

当然，当地有关部门上门慰问余秀华，这原本不是坏事。就算这是马后炮也好，搭便车也罢，总算是一种迟来的问候。当地若想借余秀华打造“乡土作家群”的名片，也应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充分尊重余秀华本人意愿。凡事就怕做过了头，如果纯粹把余秀华当作赚取政绩的工具，而不考虑诗人的切身感受，那样也是在消费余秀华，并且可能对她造成新的伤害。

处于当下社会，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新闻热点一波接着一波。余秀华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也可能转瞬就被抛下新闻舞台，这可能是没办法的事情。但对她的善意和尊重，要从多关注她的作品，不过度消费她开始。

10.“布衣院士”的最大魅力是“反季节”

我读了媒体关于中科院院士李小文逝世的消息和评论。对于这位特立独行的“布衣院士”，媒体此前早有报道，我也曾经看过相关的报道，略有所知。不过对于这位院士具体是怎么个特立独行，还是直到今天才真正知晓。

身材瘦弱，一袭青衣、不修边幅、光脚穿布鞋，手里喜欢攥着一个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估计包上还印着“上海”两个字，看起来特别的“反季节”;另外一方面，他又是才高八斗，学术成就斐然，扬名海内外的大科学家。这样一个“违和感”爆棚的人，怎么能不让人觉得特立独行呢?

由于刚刚读过一篇“金钱颂”，我特别关注了下李院士生前关于金钱的观念。结果发现，这位“布衣院士”也太不给“上帝”面子了。他本是一个完全有能力说“有钱就任性”的人，但他却对学生说金钱的本质是“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留点钱买酒就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愿意把钱拿出来成立奖助学金，资助贫困的青年学生，自己却穿布衣布鞋，一天到晚吃点米粥、咸菜，在社会主义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竟然被医生诊断为营养不良!

如果不是大量媒体的报道，我还真不敢相信在一个几乎全民金钱崇拜、物质狂欢的时代，还有此等奇人，我定会觉得，这是某些部门为了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在塑造典型呢。我还记得此前有媒体报道过，说有某位占据高位的“工程师”，为了参选院士，不惜拿出几千万来打点，并请来“枪手”闭门造车为自己赶制论文。相对于这样的“聪明人”，李小文真是太“奇葩”了。

今天，会来事的“聪明人”是越来越多，实心人和性情中人却越来越少。像李小文这样的，必然会被很多人耻笑为傻气、孩子气、书卷气，一些“理论功底深厚”的人还可能会劝人家要“成熟点”。现在中国人的“聪明”据说已经远播海外，就连老外也会说“别跟我来中国人那一套”，言下之意是，别跟我耍鬼心眼。

不过在我看来，李小文最大的魅力可能也就在于他的“傻气”、纯真的“孩子气”吧，而他之所以瞬间“爆红”，也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缺的就是这个。

我并不反对“金钱颂”。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处于一个铜臭味很浓的时代，实在没有必要为金钱这玩意唱赞歌。我知道一个19世纪末的德国社会学家，名叫格奥尔格·齐美尔，写过一本叫做《货币论》的社会学经典著作。这哥们所处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追求金钱至上的时代，不过他的《货币论》通篇讲的就一个意思：金钱是手段不是目的，别把它捧得比生命还重要。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呢?绝对不是强调金钱的重要性，而恰恰是要认识到，这世界还有比金钱和物质更重要的东西。吴晓波的文章里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饿着肚子的思想家，最后只能思想自己的肚子。”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至少我从营养不良的李小文身上看到的，不是这样。另外，如果说李小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例，但你别忘记了我们还曾经走过一个饿着肚子也能思考“哥德巴赫猜想”的时代。

在过去，类似这样饿着肚子搞思想的例子，还有很多，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较稀缺，以至于我们都不再相信这样的事情了。抗战爆发后的西南联大，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正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一个战火纷飞、物资奇缺的时代，产生了无数可观的学术成果：哲学家金岳霖在那个时候写出了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论道》和《知识论》;人类学家陶云逵则冒着战火做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这样的例子，可以在各种回忆录里找来很多，今天的人们可能听了都有点觉得不大真实，可那就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数学家陈景润：“在科学上是巨人，在生活中是孩子。”我觉得，这句话可能用在67岁便早早离世的李小文身上，也是合适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保持一个纯真的孩子般的心灵，比做一个世故圆滑成熟的人要难多了。真心敬佩李小文院士，老爷子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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