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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与科普创作

25年前的春天，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 。1978年5月23日在上海浦江之滨，聚集着来自全国的285名科普作者。他们满怀着从“十年浩劫”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喜悦，畅谈着党的期望，人民的需要。他们喜泪盈眶，重新拿起笔来，誓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科普创作的春天”来临了!像一把金色的种子撒向十亿神州。在短短四年里，四千余种科普图书出版了;一百二十种科普期刊应运而生;六十余种科技小报和报纸科技副刊在人民中争相传阅;二十二家广播电台的科普广播节目在祖国大地上回响。我国进入了第二次科普大高潮。忆及当年的盛况，迄今难以忘怀。

这25年来科普创作事业的发展已有多篇文章论及，笔者想就一个至今认识不一，甚至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科普创作界所忽略的、犯了错误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这就是“传播科学思想、宏扬科学精神,以及它们与科普创作的关系”.

为了历史地述评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思想和所做的工作，便于了解其来龙去脉，并把80年代科普创作界有关的论述放在历史的背景上加以考察，我们将上溯一百年。

宏扬科学精神的沿革

早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当时许多仁人志士都认为，要挽救中华民族，必须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用以扫荡肃清那些旧的恶的思想。因为一个人对于宇宙的进化、生物的进化没有相当的了解，决不能有正当的宇宙观、人生观。而我国提倡“弘扬科学精神”并明确提出科学精神概念的可以追溯到1916年任鸿隽发表的文章《科学精神论》(中国科学社主办的月刊《科学》第二卷第一期)。他认为，科学精神就是“求真理”，为了求得真理，可以赴汤蹈火、至死不渝。而科学精神有二个要素：一为“崇实”崇尚事实，凡确立一学说，必须根据事实，归纳各种现象，不可凭空臆造、危言耸听;二为“贵确”讲求精确，凡事必须寻根究底，不可模棱两可，不着边际，要得到真确的知识，不能没有真确的观察。由此，他认为科学精神是科学发生的源泉。

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作了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我姑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认为，科学精神可以分三层意思来说明：第一层是“求真知识”;第二层是“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第三层是“可以教人的真知识”。他认为：“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知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知识能传给次代。”

看来，梁启超观点的第一、二层意思是和任鸿隽类似的，都认为科学精神是使科学发生和发展的一种思想基础。第三层意思就有点近似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普及科学知识了。

1941年，竺可桢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他在文中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蕲(祈)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认为，据此可以得出科学精神的内涵：“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闻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志，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我国的先哲们沉痛地列举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由于缺乏科学精神而生出的种种病症，如笼统、武断、虚伪、因袭、笃旧、散失等，认为这些病症是使中国学术界思想落后于西方一百年的原因。“想救这个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他们都认为没有科学精神，中华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1950年，温济泽在《中国青年》第35期上的文章《我们应该爱科学》中多次谈到“科学的态度”。他说;“什么是科学的态度呢?毛泽东同志说得好，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老老实实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了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就可能有创造性。科学所以叫科学，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东西，却能很仔细地倾听实践经验的呼声。在实践的过程中，有了新的经验，就能有勇气打破旧传统、旧标准和旧原理，而建立新传统、新标准和新原理。我们用这样的精神来工作，就能使工作不断地向前进展。”温济泽所指的“这样的精神”显然是科学精神。1980年温济泽在《科普创作》第一期上的文章《关于科普创作的几个问题》，以及随后在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他说：“科普作品不能单纯地介绍科学技术知识。当前就是要求能够通过介绍科学知识，鼓舞人们不畏艰险，敢于攻克科学难关和攀登科学的勇气，激发人们向现代化进军的壮志豪情。还要求通过对科学知识的介绍，让人们接受并深刻理解唯物主义和辨证法。” 、“科普作品不仅传播科学知识，还应当宣传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道德、科学精神。” 他认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个光荣的传统：“他们有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为祖国献身、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以及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求实、创新、不畏艰难困苦、勇于攀登高峰的精神。我们应当宣传这种精神，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而且，他于1984年3月3日在人民日报第8版上发表的文章《科普创作和精神文明》中认为“现在科普创作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有不少科普作品，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介绍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工农业生产知识。另一方面是，有更多的科普作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钻研科学、探索科学奥秘和攀登科学高峰。”可见在80年代的科普创作是很关注传播科学思想和宏扬科学精神的。

1979年，周培源在《科普创作》试刊号上的文章《迎接科普创作的春天》中提到：“建国以来，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创作和编写了很多科普读物，对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以及提高广大干部、工农兵群众和广大青少年的科学文化，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又指出：“我们对科普作品的要求不但要数量多，更要质量好。质量好的作品，必然是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作品，使它能够起到提高觉悟，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启发创造，促进生产的作用。”周培源在科普创作中提出了“思想性”以及“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的结合，这在公开刊物上还是第一次。这里提到的思想性显然是指“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

1980年，刘述周在《科普创作》第一期上的文章《把科技知识普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在罗列了“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 召开后一年多来我国科普创作事业的大好形势和成就之后提到：“普及自然科学，使人们从中吸取辨证唯物主义的营养，用以改造人们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科普工作者不可推诿的光荣职责。恩格斯说得好：‘在自然科学中，由于他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由此可见，我们每一个科普工作者，都应该牢记我们在实现‘四化’中肩负这样一个极其深远、极其艰巨的义务，从而大大提高我们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刘述周在指出科学普及工作要为“四化”服务的同时，强调不要忘了传播科学思想，并把这作为衡量一个科普工作者“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标志。

1982年，北方七省市科协普及部负责人受中国科协普及部委托，在天津集会，着重研究、讨论了科学普及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会上，黄寿年、韩钟昆、陈兆良等的发言中明确提出：“科学普及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以先进的科学思想，陶冶人们的思想情操，使人们树立新作风、新思想，培养、造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秩序”、“培养教育人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敢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1983年，章道义和陶世龙在《科普创作概论》中提出科普创作要“为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应当体现和提倡科学精神” 。他们认为，科普作品的思想性“就是要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的主要表现” ,“科学精神还表现为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和严密的方法”。他们认为科普创作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人们)不畏艰险，不惧挫折，一往直前地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大无畏勇气。” “培养人们的探索精神、求实精神和团结协作、互帮互学的优良作风。” “大力提倡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又注重实践、讲求实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如果我们引用甄朔南于1991年在《科普创作》第3期上的文章《科学精神与全民素质》中的一段话，恰好是对以上阐述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沿着中国科普史的轨迹回顾一下历史，就会清楚地看到：当初我国的科学家特别是从事科普的先驱们绝不是单纯地普及科学知识，重点在于用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素质。他们中许多人已经看到;科学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是神学的对立，它不仅是生产力，而且对人民的思维方式、观念、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日常生活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中国的科普工作从一开始就与当时社会的需要结合得相当密切，以唤起民众，用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的素质。”

至此，可以认为，我国的学者通过近一百年的奔走呼号，宣扬科学精神、阐说科学精神的内涵及其重要性，恰恰是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打下了理论的基础，并受到社会的重视。责备科普创作界在80年代忽视弘扬“科学精神” ，甚至犯了错误的看法，显然是不符合“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的。

在90年代“弘扬科学精神” 更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

科学精神的内涵

自从江泽民从政治家的高度倡导科学精神，并于2000年4 月12 日为中国科学技术馆题词“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以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宣传和探讨“科学精神”的热潮;而发 功邪教灭绝人性的惨重教训，又使人们痛感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质、唤起民众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对自然反复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和提升出来的一种理性;它孕育和产生于系统的科学知识之中。梁启超说：“知识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还要知道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关系。否则零头断片的知识，全没有用处。知道事物和事物互相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统的知识。”

科学精神是人类一切创造发明的源泉，是做人做事、处人处事的根本。有了科学精神，遇事都要问个为什么，决不轻信盲从;有了科学精神，凡事都会讲究真确，决不随波逐流。

什么是科学精神?近年来，各媒体发表了不少学者的文章，众说纷纭，智仁互见，大致包括：献身、探索、求实、怀疑、进取、独立、包容、团队、民主等精神。

尹怀勤在2001年《科普创作通讯》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弘扬科学精神，做好科普工作》中说：“科学精神的核心和根基就是我们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就是勇于创新，不断开拓，反对守旧，理性思考;实事求是就是从研究实际存在的客观情况出发，找出反映事物联系、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来，从本质上认识和掌握反映客观世界必然趋势的真理。”他认为：“前面所说的种种精神都可以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中衍生出来。”看来，说到底还是马列主义的一句老话，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人生观和世界观” 。

为了便于记亿，我们可以把科学精神归纳为八个字：“求真、务实、无畏、创新” 。求真就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务实就是崇尚事实、实事求是;无畏就是不畏权威、不避艰险;创新就是继往开来、推陈出新。这四个词组是互为因果的：求真——科学精神的核心，务实——科学精神的基础，无畏——科学精神的前提，创新——科学精神的目的。

科学精神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精神。

科学精神的表现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本性。周光召于2000年5月在《青年科学向导》上发表的文章《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精神文明的影响》中提到：“科学认为世界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客观存在，要求(人们追求真理)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科学认为世界的发展、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因此认识的任务也是无穷尽的”，要求人们不断求知;科学要求人们“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不轻易相信未在严密的科学方法下经过反复实验证明和严格科学推理的所谓的新发现”;“科学认为具体的真理都是相对真理，都有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因而是可以突破的”要求人们不断创新;“科学又认为，相对真理是不断逼近绝对真理的，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新发现的真理必须包含原有真理的内容”要求人们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科学已成为社会主要实践活动之一，是社会有组织的群体活动”要求人们具有团队精神和民主作风。

总之，科学是艰巨的、诚实的劳动，它启迪人们的智慧，培养人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和求实精神;科学是探索未来、创造未来的，它培养人们宏伟的胸襟，宽阔的眼界，探索的勇气和创新的胆识;科学是同谬误做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培养人们不畏艰险、不怕挫折、锲而不舍，一往直前地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大无畏勇气;科学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同一切投把取巧、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行径格格不入，它陶冶人们高尚的情操，培养人们的献身精神。

以上这些人类优秀的品德都是从科学的本性中生发出来的，是科学精神的具体表现。这些精神也就是我们科普创作“三性”所强调的“思想性”。

科学精神与科普创作

我们知道，科普创作有三个要素，就是我们常说的：“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 。如何在科普创作中体现科学精神，这就要在“艺术性” 上做文章了。因此，有必要对艺术性作些分析。艺术性是写作技巧。它是科普作品区别于科普资料的主要之处。艺术性可以分解为通俗性和趣味性两个方面。

通俗性需要做到“深入浅出”，这是科普作品的普遍要求，这里不作展开。

趣味性需要做到“引人入胜” 。“胜”就是追求科学真理的乐趣;“入胜” 就是进入到科学真理的胜景中去的喜悦。这种胜景是科学技术本身的美所造成的。

我们想引用赵之于1983年《科普创作》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趣味的层次》中的一段话：“科学对于科学家、对科技工作者们来说，那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极其生动，非常有趣，可以令人迷醉…。所以，发现量子力学的海登堡在记录他和爱因斯坦的对话时写道：‘如果自然给我们显示了一个非常简单和美丽的数学形式，显示了任何人都不曾遇到的形式，那么我不得不相信它是真的，他揭示了自然界的奥秘。’ 在这些科学大师们看来，真实的、合规律的就必然是美的。因此，我们在科普写作和科普编辑中除了要讲求一般的趣味手段之外，更应当着意于把科学本身的趣味，即把科学的本性挖掘出来，让他们(读者)感受到科学本身就是迷人的，是美的。只有这种趣味，才能叫做‘科学趣味’ 。或者借用一下我国古代诗论中的语言，叫做‘理趣’ 。只有把科学趣味发掘出来，才会收到使读者愿意不避艰险，不怕枯燥，进入科学领域去追求科学本身的效果。”

如果一篇科普作品的趣味性到达了理趣的层次，那么这种写作技巧的“艺术性” 已经和“科学性” 融为一体了;而“思想性”中的科学精神是从科学的本性中生发出来的。两者(艺术性和思想性)都统一在科学性上。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三性的完美与统一” 。这是科普创作的最高境界了。

我们认为，科学本身的趣味在于追求真理，如果着意挖掘了“科学趣味” 让读者感受到了科学的美，引导读者进入科学真理的胜景，感染和薰陶读者去树立高尚的思想情操，这样的科普作品必然是弘扬了“求真、务实、无畏、创新” 的科学精神的。科普作家在写作技巧上需要构思的是“引人” 两个字。这里说的是“引人” 而不能“强人” 。关键是要找到与读者的“感情世界” 和“经验世界” 契合的切入点，引起读者的情感认同而将作者传播的科技知识融为自己的知识。

首先，我们想谈一谈在体现科学精神方面较难处理的“讲述体”科普作品。对于这种体裁的科普作品，可以有两种创作手法。

1.抓住读者的思维逻辑，从他们的感情世界与经验世界中的科学问题 作为切入点，层层剥笋，步步深入，不断地展示科学思维的美，将读者引进科学真理的胜景。

现以发表在《科普创作》1983年第1期上朱毅麟的文章《能乘电梯登天吗?》为例耒说明。作者首先从读者熟知的中国古代神话切入：“传说在巍峨的昆仑山顶有一棵叫‘建木’的参天大树，谁要是能沿着这棵大树攀登到顶，谁就能进入天宫，得道成仙”。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如果有人建议：从航天站上挂下一条长长的绳梯，直达地面。人们可以沿着这条绳梯攀登上天，也许会被认为是胡思乱想，痴人说梦。其实，这个设想虽属大胆，科学家们正在从理论上方析实现的可能性，其中包含有许多有趣的力学原理，值得我们去探索。” 这个问题会引起读者的感情认同而急于知道下文，然后抓住读者的思维逻辑步步深入。文章从能否在地球赤道上建造一座高塔，人们能否顺着这座高塔直达地球同步卫星开始进行分析。结论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塔的形状总要上面小下面大才能站得稳。高度越高，底面积要越大。”如果要造一座这样高的塔，底面积就要相当于整个江苏省那样大。这显然是办不到的。而且，塔底的直径也不能缩小，否则它相对来说就细长得像一根铁丝一样，没法在地面上站起来，而且受不得一点压力。真是“万里高塔难竖起”。但是，铁丝的特点是不经压，却经拉。一根细细的铁丝能吊起一辆摩托车。那么建造一座受拉力的塔，从人造卫星上挂下耒，像绳梯一样，岂不是可以大大地缩小它的直径和体积吗?问题似乎解决了，作者却又进一步提出了新问题：人造卫星所以不掉下耒，是因为它绕地球旋转时所产生的离心力抵消了地球的引力，可现在卫星下面拖了根长长的尾巴坠着它，岂不是要掉下来了吗?怎么解决呢?不要紧，如果在卫星的上面竖着再造一座高塔，这座塔在旋转时产生了一个新的离心力，刚好抵消了下面挂着的塔的坠力，不是又平衡了吗?而且从塔身各点所产生的离心力耒看，始终是上面的力大于下面的力，还是一座受拉力的塔。这叫做“形影相吊成双塔”。这样做看起来不错，但是让人像爬楼梯一样爬上天去，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请不要着急，“未耒的天梯当然不会像云梯那样一级一级，让人去爬的，而是做成管状通道。人和载人飞船装在电梯里，沿管道升降”。飞船在下面的管道里上升时要花费一定的能量。但“在上升过程中，随着高度增加，重力越来越小，离心力越耒越大”等到上升到上面的管道里以后，离心力超过重力，电梯自已就会加速上升，飞船自动直达出口，飞往其他星球。正像一颗黄豆装进一根长长的玻璃管中，用手使劲一甩，黄豆就沿着管子飞出去了，果真“攀登太空有捷径”。

请看，人们利用这些办法，岂不是真的乘电梯登天了吗?

这篇文章引人入胜之处是作者运用严密的逻辑，展示了科学思维的美，引导读者进入科学真理的胜景。

2.同样，从读者的感情世界和经验世界中的科学问题作为切入点，经过设计，有意识地在科普作品的形式和结构中设置相应的环节，在传播科技知识的同时弘扬科学精神。

例如，发表在《青年科学向导》2000年第5期上汤寿根的文章《主宰生命的双螺旋》。本文原意是普及基因的科学知识的，但作者没有正面从基因是什么?开头，而是从探索生命的奥秘切入：“千百年来，‘生命的奥秘’从来就是一个不容人侵犯的神圣领域。西方的基督教认为众生是上帝创造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人类是女娲氏用黄土造成的。不论东方或西方的宗教都认为人是有灵魂的，有灵魂才有生命;只要坚持修炼，肉身死后，灵魂就会升入天国和极乐世界，或成仙成佛，或投胎转生富贵人家。”接着作者提出一个问题：“人有没有灵魂?灵魂是什么东西?”。然后告诉读者：“由美、日、德、法、英，以及中国科学家参与的‘绘制人类生命的蓝图’的计划，正在对上面的问题作出答复。在这些科学家看来，生命也可以用物理和化学的法则来加以说明。‘人的生命产生了精神，而生命现象却是可以用物质来解释的’。”“人类总有那么一些‘叛逆’，他们往往是智慧的先行;他们不安于现状，敢于质疑，敢于创新，并因此促进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对于生命奥秘的探索也不例外。”于是文章谈到了人们发现和研究基因的科学史，解释了DNA的分子结构模型和它的遗传特性。“这么说来DNA倒真有点像灵魂呢?它确实能‘投胎转生’。不过这是物质，不是精神。”文章接着用物质的运动，蛋白质和核酸的生理功能来解释了生命的特征与本质。“你们看，人体是不是像一架有机物质构成的机器。体内各种部件协调地运动就产生了生命现象。机器一旦老化或损坏到不能修复时，生命也就终止了。那里有什么灵魂呢?不过你的DNA已经‘投胎’传给了下一代，由此生生不息。” 作者在展望了人类DNA图谱研究与应用的前景后，得出了结论：“不是上帝创造和主宰了生命，而是在适宜的生态环境下，蛋白质与核酸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氨基酸与核苷酸生物大分子的分离和合成，生物细胞长期多代遗传、变异的结果。冥冥之中没有天意，人类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其次，我们想谈一谈“科技史话”体裁在弘扬科学精神方面的优势。

科技史话是科学家传记中的一种体裁。《科普创作概论》在谈到“科学家传记”时说：“科学家传记可以启迪和引导人们走上科学的道路，传播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教育和激励青少年不畏艰险地攀登科学高峰。它树立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榜样，其作用不是一般的科普作品和一般的科学专著所能够代替的。”现以庄似旭于1984年2月25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从比萨斜塔实验想到的”为例来说明。作者从人们熟悉的传说，“伽利略为了证明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同质量无关，曾经在比萨斜塔上让两个轻重不同的铁球和木球同时下落，结果它们同时落地。”切入，接着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些细心的科学史专家对这个传说提出异议。根据他们的考证，这一说法出自伽利略的最后一个学生维维安尼。他在一本传奇性的伽利略传记中首先编造了这个故事”而对于这样一个被后人奉为经典的实验，伽利略自已并没有记载过，相反，他倒是记下了铁球总是比木球早落地的事实。作者告诉读者“在比萨斜塔上是做不出这个实验来的，因为人们无法消除空气阻力对自由落体的影响。”原来，伽利略是应用思想实验和实际测量的方法来得出自由落体定律的：“他先假设铁球和木球分别同时下落，铁球落地的时间比木球短，然后再设想把这两个球捆在一起，那么，作为一个整体，它下落的时间怎么样呢?一种可能是铁球和木球的运动互相牵制：铁球使木球加速，而木球使铁球减速，整体下落的时间多于铁球单独下落的时间。另一种可能是整体下落的时间少于铁球单独下落的时间，因为铁球和木球的重量之和肯定大于铁球的重量，按照物体越重落得越快的观点，它当然应该更先落地。很明显，这两种可能是互相矛盾的。从同一假设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只能说明这个假设是不正确的。伽利略的思想实验就是用上述‘悖论’的方法，定性分析了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同质量无关，然后他又做了著名的小球滚动实验，用实际测量的方法给出了自由落体下落的距离和时间之间的关系式。”作者认为，科学家传记故事和科文艺作品不同，它除了要求逻辑严密、文字优美以外，首先是科学内容要准确。一本好的科学传记故事应该使读者学到科学家缜密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创新精神。所谓“灵感”只是科学家长期认真思考的必然结果。作者应该把这个过程着力写出来，真实地告诉读者。科普作家在写作时应牢牢记住：知识会老化，但追求知识的过程永远是新鲜的。

至于科学文艺体裁，特别是科学小说、科学报告文学、科学散文和小品，由于它们寓科学技术于文学艺术之中，把叙事、描写、抒情和议论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运用形象思维来描绘科学技术创新的过程，使读者产生亲临其境的感受，因此在作品中体现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有其独特的长处。本文不必再作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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