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在1941年过世，陈寅恪接了他系主任的职位。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据说曾经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一是送面粉给他。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第二是据说“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元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听说过陈寅恪，或者读过他的著作?

大学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来港大之后，做了种种发现，但是最大的发现还在于：人们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经包容过、孕育过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大政治家，人们记得;大文学家，大历史家，大思想家，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是不是因为，人们太不在乎人文的价值?

香港大学以它历史的悠久和财力的丰沛，一直在为香港培育两种人：优秀的政府官员;优秀的专业精英，譬如律师和医师。可是，就以政治家、律师和医师这三种行业来说，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对“人”的深刻认识作为基础的呢?

所谓人文素养，其中包括美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刚好是我今天所谈到的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所代表的，其实都是研究“人”的专门学问。你可以说人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科学。而如果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将来的政府官员、律师、医生，什么技术都是一流的，但是独缺人文素养，独缺对“人”的最深沉的认识，你会不会很不安呢?

当你了解了港大曾经有过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这样的文化遗产，你就发现，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个断层。你们的副校长提醒我，这种断层，和殖民政府1950年代开始推动的“去中国化”是很有关系的。现在香港跟中国人文思想的“断层”，不只是香港大学的问题，是整个香港的问题。

日本殖民台湾时，也是努力培养农业和医学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压抑台湾人对思想学科的追求。“去中国化”恐怕还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义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呢?

当外面的世界对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势利”的时候，我自己的发现却是：香港有特别多满怀理想主义的有心人，总在寻找为社会奉献的机会和方式。

那么给予时日，或许将来的港大，会栽培出新一代的张爱玲、朱光潜、陈寅恪。不是偶尔南来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学家、史学家、美学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里长出来的才气焕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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