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定期刊物上，常常看见许多名作家，记述康有为的“故事”。我颇觉手痒，也来一篇。不过我所讲的，与他们不同。我所讲的，不完全依赖参考书;其中一部分与我有人对人的直接关系。是故本篇半含传记性，并含轶事性。

我先讲初次和他见面的情形： 那是民国三年吧——我已记不清楚了。吴淞中国公学开秋季(?)运动会，大大招待洋场(租界)名流。我因为在该校当教师，所以也在被邀之列。午后一二时，我与内子同往，步上月台，见朱少屏先生在车窗中观望。他大喊“好乐，好乐，”并招呼我们道：“来来!到此地来!”

我们进了车，刚想坐下时，朱先生道：“周君，周夫人，我来介绍。那位就是鼎鼎大名，全世皆知的康圣人，康有为先生。”我们先对康先生鞠躬，然后徐徐坐定。我的内人，虽然进过学校，念过好几年书，对于戊戌党人，她不大知道。她暗暗将我一推，又默默问我道：“什么空摇会——空摇会?我们是不是去看运动会?坐在朱先生旁边的那个老头子，相貌很滑稽。到底他是什么人?”我道：“轻些!你这样没规矩。”说毕后，我即增高我的声音且一本正经地告诉她道：“这位老先生是改革大家。他是戊戌年最重要的人物。他姓康，大名叫做有为。他曾经周游天下大小各国。他的学问是最顶括括的——经学好，文章也好。你年岁小，程度低，所以一些都不知道。今天偶然遇见这位老先生，你真大幸呀!不过我同康先生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也大幸啊。”我讲完之后，康先生与我的内人大大寒喧，问籍贯，问年岁，问有几个孩子，……用的是道地广东官话。我想同康先生谈天，但是没有题目。然而不开口似乎不好，故勉强插嘴问道：“康先生，近来身体很健?…… 平常作什么消遣?”

真的，同康先生闲谈确实不容易。他的学问太广博了;经史子集，佛那教语，声光化电，无所不明，亦无所不通。他著的书有(一)《新学伪经考》，(二)《孔子改制考》，(三)《大同书》，(四)《董子春秋学》，(五)《日本明治变法考》，(六)《俄大彼得变政制强考》，(七)《突厥守旧削弱记》，(八)《波兰分灭记》，(九)《法国革命记》。此外还有《七次上书》。同他讲话，应当用什么题目?

康先生最重要的著作是《新学伪经考》。他的主旨可简述如下： “新学”是刘歆帮助王莽纂汉之学。“伪经”指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而言。康考称“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歆伪作(一)。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年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二)。孔子时所用字，皆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三)。刘歆欲弥缝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改(四)。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纂汉，先谋洇乱孔子之微言大义(五)。康考又称：“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述而不作’者误也。孔子盖自立一宗旨，而凭之以进退古人，取去古籍。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尧舜，孔子所托也。其人有无不可知;即有，亦至寻常。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皆孔子理想所构成也。”

即此，已足见康先生学问之深，思想之高了。但他的为人究竟怎样呢?让我先来讲他的家世，教育，“功名”等事： 康先生，原名祖诒(亦作祖彝)，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是赞修之孙，达初之子，雄飞之侄。他的父亲早卒;最初教他念书的，是他的祖父。他七岁就能做文章。到了十八岁，他从朱次琦为师。次琦深于经术，以经世致用为主。康先生应试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即公历一八九五年)，得进土，授职工部主事。自是四年之间凡七上书，皆言变法自强;其题目为(一)立制度，(二)新政局，(三)练民兵，(四)开铁路，(五)借外债。他在未通籍以前(光绪十七年辛卯)，设学堂——万木草堂——于长兴里。他的学纲有四：(一)志于道，(二)据于德，(三)依于仁，(四)游于艺。他的学目亦有四：(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经世之学，(四)文章之学。此外另有(一)演说，(二)札记(行于校内)，(三)体操，(四)游历(行于校外)。当时听讲而后来成大名的弟子是梁任公(启超)。康先生成进士后，住北京上斜街，仍用“万木草堂”四字称他的屋子。他又设强学会，开保国会。王伯恭(锡 )在他著的《蜷庐笔记》中云，“……虚声所播，圣主(即德宗)亦颇闻之，将为不次之擢。常熟(即翁同和)窃窥上意，因具折力保，谓‘康有为之才，实胜臣十倍’。既又虑其人他日或有越轨，乃又加‘人之心术，能否初终异辙，臣亦未敢深知’等语”。惟据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七日“翁文恭日记”自记，则王氏云云，全非事实。翁记照录如下：“上命索有为所进书。臣对：与康不往来。

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次日上又问康书;发怒，诘责。臣对：传统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 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德宗下诏改革旧制。二十八日召见康有为，又以有为言，擢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于是废八股，开学堂，汰冗员，广言路。在京中的大臣，各不自安，日夜设法巴结太后，倾倒德宗。等到太后临朝训政——那完了;捕的捕，杀的杀，逃的逃了。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都牺牲了。康圣人亡命海外十六年，遍游三十国，同时纠合中外同志，设立保皇会。叶昌炽在他的《督学庐日记》中云，“闻康梁在长江一带，勾结会匪。其所散之票，一名‘富有’，一名‘贵有’，不啻自写供状矣”(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翁叶两氏对于康圣人，都无好感。先伯父小帆公(讳兆袆当时供职刑部;对他也无称许之词。我把先伯父当年写与我们两弟兄的信抄出来给大众看：“……四月廿八日皇上召见康有为后，言听计从，力主变法，而康有为系粤东人，不过一工部主事，性本狂妄，功名心又热。结党数十人，以讲学为名;梁启超其大弟子也。在上海立保国会，被诱入会者已有数百人。来京后，交结言官，干谒当轴，皆其同乡张荫桓(户部侍郎)为之引荐。今春会试，于公事云集之时——其初次开堂讲学，即在南海会馆，听讲者三百数十人。许应骙(广东人礼部尚书)恐其闹事，当即驱逐。二次开讲，移在篙云草堂，听 讲之人尚二百有余，又被潘庆澜(监察御史)劾逐。讵意康有为正各处辞行之时，而徐致靖(翰林院侍读学士)已荐章早上矣!召对之下，竟敢蛊惑君心。由是私进内廷，汲引同党，鬼计百出，逆谋渐成。所最可恨者，兵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与改国号，易夷服，于八月初八日与十三日次第举行，已有定议矣。若非事机暗洩，皇太后回銮亲政，则此日之京城，其被祸之酷，可不言而喻。现除正法者六人，发新疆者二人，永远监禁者一人，内监刑毙者四人外，而首逆康有为，从逆梁启超，俱尚在逃，传闻潜匿外洋。虽庇匪有人，勾捕不易，而一身作孽，株累多人，想天网必不令终漏也。前此裁衙门，裁官缺，以及废八股，设立大小学堂，皆非朝廷本意。今诸事复旧，考试仍用四书文，均已明奉偷旨。从此当各理旧业以图进取。

康先生对于书法，曾经下过苦工，所以极精极雅。他在未成进士以前，偶游厂肆，得汉魏六朝唐宋碑板数百种;从容玩习，学成了富多古代风的体裁。前几天我在古董铺里购得他的亲笔便条两纸，都是写给“陶公”的。“陶公”是尊称;受信人实在是广东人，姓郑，名观应，号陶斋，嗜作诗文，著有《盛世危言》(续)，清末民初曾任上海招商局总办多年。我今把康先生致郑陶斋的两个便条影印出来，以见他书法之美：

(一)

此便条中所说之“图”，不知为何种形状。借康先生没有把全名写出来!受信人郑陶斋患咳病，终年不断——这是友人告诉我的。出信人签名“有为” 二字，甚不易读。 书　法(略)

(二)

此便条上出信人不具名，但一见即知为康先生的笔墨。任公就是梁启超;他的老太爷号莲涧，我看了此条才知道。郑陶斋的联，想必不甚“佳”，也不甚“巧”;所以康先生一方面称赞他，另一方面暗暗劝他不要送。

×　　　　　　　　×　　　　　　　　　　×

最末，我再讲一个我和康先生对话的故事： 除民三在火车中和康先生交谈外，我在民九、十时又曾见他一次;地点：在浙江杭州。

那是更加奇巧了，更加突然了。我同二、三友人共游西湖。我们不顾“三七二十一”地东闯西闯，不论庙字或别墅，都要进去。

一日下午，我们在某山上——其名已忘——见一所半新半旧，很精致的小洋房。我们不知道那就是康先生的别墅。他的长玻璃门是关的。我捏持了引手推了几推，又在玻璃上敲了数响。里面高声问道：“那一个?那个打门?” 我先不声不响地站在门外，后又推了几推。那里面的人似乎有些儿发火了，就大步而来开门。他面貌上好象要责备我们——他就是康圣人呀!他见了我，迟迟疑疑地说道：“面很熟，很熟。你是那一位!”我呆住了，……但是马上想到六、七年前火车上的事，就此深深一鞠躬，口称：“康先生，多年不见了。我知道你在此，所以专诚奉访。康先生，你身体好么?我们在上海见过好多次呀!你不老，你真不老啊?”他道：“好，好。请进来坐。你的朋友也进来。——来，来!倒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