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叶圣陶，很得父母的宠爱，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所以父母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盼着儿子日后靠着科举能够飞黄腾达、荣宗耀祖。叶仁伯为了使儿子求得功名，让叶圣陶三岁时就开始识字、练字，到六岁那年，叶圣陶识字已有三千左右，字也写得相当漂亮。朱氏识字不多，但满肚子装着世代流传下来的谜语、诗歌、儿歌，经常说给儿子听。我国苏南地区流传的谜语，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叶圣陶猜谜语时兴致很高，从中得到了智慧的启迪。那些诵读起来悦耳动听的古代诗词，辞采华茂，言简意丰，叶圣陶能够背出很多。尤其是儿歌，形象生动，想象奇妙，韵律优美，把叶圣陶给迷住了，他时常挂在嘴上哼唱，唱得眉开眼笑。如“萤火虫，夜夜红;飞到西，飞到东………‘摇呵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还有饼儿，还有糕”等等，实在富有情趣，难怪叶圣陶乐得心动神摇了!

戊戌变法后的那一年(1899年)，叶圣陶六岁的时候，父亲送他进私塾读书了。塾师是当地有点名气的黄先生，文笔很好。叶仁伯把儿子托付给这样一个远近闻名的长者，是十分放心的。父亲对儿子的要求很严，放学回家后就督促他温习功课，还要背书，立下了“弗熟不得进膳”的家规。所好叶圣陶学习自觉，记忆力又强，并没有出现因书背不出而吃不成饭的事情。在黄先生那里，叶圣陶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过了一年以后，叶圣陶又到了悬桥巷东南端的顾家花园，跟随一位名叫张承胪(字元冲)的老先生读《四书》、《诗经》、《易经》。张先生教书，认真到了一丝不苟的程度，对学生督责极严。他规定学生对所学内容要读熟背诵，否则就动用戒尺施以体罚。叶圣陶在学习上丝毫不敢懈怠，用心读书，背诵都能上口。

叶仁伯勉励儿子熟读圣贤书，但由于家境寒苦，他不主张像富户人家那样把子弟关在书房里“一心只读圣贤书”，而认为带孩子出去跑跑，熟悉社会和认识社会上的种种人和事是务实的。“不识字好过，不识人难过”。叶仁伯抱着这种传统观念，让儿子跟着他出门到亲戚家拜年、贺寿、吃喜酒，清明节到乡下上祖坟，秋天到乡下看收租子。这一切大大地开阔了叶圣陶的眼界，使他无形中受到人情事理的熏陶。叶圣陶童年时代，就领略了苏州民风民情的淳朴，也孕育了关心民间疾苦的缕缕情思。叶圣陶自幼生活在文化氛围很浓的吴地，远山近水、亭台楼阁、斋堂殿馆、庙院庵祠，甚至连城里的路名，都有来历;哪怕是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都有传说。父亲总要带他去看，说给他听，而且回家后还要求他回忆参观时的先后次序，作类似日记的记录，作为“开笔”之前的写作训练。

叶圣陶到了八岁时起，就“开笔”作文了。老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作文之前，向他提示“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叶圣陶依照老师的吩咐，共写了八十多字。老师看到他写的毛笔小楷字方方正正，文句又晓畅流利，说理通达，便不断地称赞，特别是对文章的结尾“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感到满意，情不自禁地在“尔”和“乎”这两个字的旁边，用红笔划了两个圈。叶圣陶高兴地把作文本带回家给父亲看，父亲见儿子敏悟好学、天资聪明，笑得十分开心。经过近两年的刻苦学习，叶圣陶大有长进，居然能够写出三百字以上的经义史论或时务策论的文章了。父亲急迫地希望儿子赶快成长，又将叶圣陶送进了另一所私塾，以便学得更好，能够考上秀才。父亲教育他要如他在《登高自卑说》里所说的那样，拿出登高的毅力去对待学习。叶圣陶明白父亲的企盼，决心勤学奋进。

父亲为了使儿子增长些文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带他到茶馆听说书、听昆曲。叶圣陶小时候听了不少的书，小书像《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像《三国志》、《金台传》、《水浒》、《英烈》。这些大书小书，他有的不只是听了一遍，最多的听过三四遍。说书的，挥舞着纸扇，拍打着醒木，把故事说得活灵活现，各种人物的声音模仿得逼真酷肖，突显了不同的性格。听到精彩处，叶圣陶常常被悲欢离合的情节牵引得不能自已。他时而因悲愤难抑表现出痛苦的神情，时而因喜悦洋溢舒展出快慰的笑容，他完全陶醉于其中了。叶圣陶更喜欢听昆曲，那典雅的曲辞、优美的音节，那时而清柔温润、时而凄怆沉郁、时而高昂雄壮、时而哀伤感叹的曲调，抓住了他的心灵，让他百听不厌，甚至想到要去当昆曲演员。苏州地域文化的熏育，使他提高了艺术审美的能力。父亲为他提供的这另一种教育的课堂，让他学到了在哪一所私塾也学不到的知识，培养了他观察现实社会的眼力。叶圣陶的父亲把家庭、私塾和社会结合起来，这种教育方法是很开明的，使孩子受益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