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馆有许多遇难者遗属们寄来的“证明信”。记者随手打开了一封，是家住南京市鼓楼区福建路的韩顺华大爷寄来的。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岳母的父亲杨春泉被日军杀害的经过：

杨春泉曾是大行宫警察局一名巡警，南京沦陷前作为留守人员，负责难民营治安。日军破城后，一部分中国军人败退下来，脱去军装进入难民营。日军喝令杨春泉等人交出，遭到拒绝。12月25日，日军开进难民营，把戴有“国际红十字”袖标的留守人员全部带走，拉到燕子矶江边集体枪杀。杨春泉同事窦某幸未中枪，但被刺数刀，他强忍疼痛装死逃过，后来住到堂坊廊。据窦某回忆，此番屠杀遇难者达200多人，杨春泉就在其中。

韩顺华认为，窦某作为证人，与民国档案留守人员名录、国民政府为遇难者家属发放慰问金、燕子矶是死难同胞遇难处等史料可以相互印证。他建议把杨春泉的名字刻上“哭墙”，“让后人记住他的气节，让家人在清明祭奠时有个地方。”

收信后，纪念馆对杨春泉的身份进行核对，经专家考证，确认他是一名遇难者。

记者拿到部分即将刻上“哭墙”的姓名，发现有的遇难者无姓也无名，比如三呆子、二道标等；有的有姓但无名，比如刘傻子、王老二、许小四等；还有的只是某某人亲戚，比如赵春生三叔、赵春生姐、戚秀英父亲、庞世昌哥哥等。

朱成山解释说，这样的姓名也是有依据的，因为有的村子或院子是被集体屠杀，仅有少数幸存，叫不出遇难者的具体名字，但他们几个人提供的信息能相互印证，当时确有这样一个人被杀，时间、地点、遇难方式与史料对这个地方的记载相符，那这个姓名也是可信的。

将从43米增加到69.5米，墙上遇难者姓名也将突破万名

“哭墙”成为遗属们祭奠集中地

事实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往往没有尸体，没有坟墓，“哭墙”已经成为不少遗属们祭奠亲人的唯一所在。每到清明节，都有众多遗属到“哭墙”前，摆好供品，然后焚香，献花，洒酒，跪拜，通过各种方式悼念他们的亲人。那时，“哭墙”姓名旁边被粘上去的一支支菊花，成为刺痛人们深处记忆的一道别样风景。

昨天，家住江宁东山94岁的孙华富老人，一大早拄着拐杖，冒着冬雨赶到“哭墙”前，久久出神地凝望着“孙华金”、“孙李氏”两个名字，那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哥哥和奶奶。从2007年亲人名字刻上“哭墙”后，他无论是否是节日，只要有空，肯定都来。

“我记得是12月14日那天，村里的人乱成一锅粥，急着向防空洞跑，68岁的奶奶腿脚不便，以为鬼子也就抢点东西，留在家里没走，结果被中了枪。奶奶的血不断地往外流，直淌了三天，奶奶才离开……”当时跟他一起逃跑的哥哥也未能幸免。“如果他还在的话，今年刚好一百岁，看到‘哭墙’就会想起哥哥。”孙华富老人一边哽咽，一边踮起脚尖，颤颤巍巍地将一朵黄色玫瑰放在奶奶的名字下面。

奶奶和哥哥遇难后，没有留下坟墓，孙华富老人一直没地方祭奠，后来他们的名字刻上“哭墙”，他才心安。如今年岁已大，为了不留遗憾，他坚持连续两天过来祭拜。

那些等待着把亲人姓名刻上“哭墙”的遗属们，此刻心情同样不平静。昨天下午，记者拨通了韩顺华大爷的电话。他早已听说杨春泉的名字会被刻上“哭墙”，所以很欣慰：“因为没有坟墓，家里已经几十年没地方祭奠老人了。这次‘哭墙’延长以后，把杨春泉的名字刻上，明年清明，我和家人一起去悼念，总算有地方了。”

远在河南的包世杰老人今年77岁，他同样期待父亲包久宏(洪)的名字能刻上“哭墙”。当年作为留守南京的特务营的一名文书，父亲被日军杀害在中华门。想到这儿，老人有点激动：“父亲的名字刻上去，我好让我的子孙们前去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