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贫苦农家，但从小聪慧好学的胡耀邦，是靠着乡里宗亲的资助，才念完小学、读上中学的。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他的家乡，彻底改变了胡耀邦的人生道路。从此，他投身到了追随这位巨人，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卓绝奋斗的时代洪流中。

贫苦的农家娃子

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家有客家人的背景。

1915年11月20日，正是北洋军阀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孙中山愤而发起讨袁护国战争的前夜，我父亲在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一个叫苍坊的小村子里诞生了。婆婆一辈子生了十二个孩子，六男六女，但活下来的就是我父亲和他的一兄三姐。

父亲在家里排行第九，祖父母叫他九伢子。当时家乡有生子“三朝”(即生下三天)请邻里吃饭的习俗。父亲的堂叔父胡祖仪是全乡有名的读书人，来吃酒时，就义不容辞地给父亲起了名字。父亲应是“耀”字辈的，根据《诗经?大雅?文王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之句，起名“耀邦”。

父亲出生时确实很瘦小，但从小就显出过人的聪慧也是不争之事，5岁时被胡祖仪看中，将他收入“种桃书屋”，与大他4岁的哥哥一起开蒙。

1926年，读完初小的父亲刚好赶上家乡方圆百十里颇有名气的文家市里仁高小招生。远房长辈胡祖荣看到父亲学习成绩出色，一定要祖父送父亲去应考。当时考试要交一块银元的报名费，可是家里拿不出，另一个远房亲戚叫胡祖台的大地主说什么也不肯借，最后还是胡祖荣把钱借给了祖父。结果，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轻松地考上了这家学堂。

文家市在浏阳县东乡，离偏僻的南乡有20里山路。父亲为了上这个高小，每天往返要走40里地。这两年的求学路，对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来说，无疑是极其艰苦而又漫长的，使父亲形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作风，也使他终身健步善行。

1929年夏天，父亲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恰逢浏阳公学创办招生。这所当地唯一的县立中学，那年共招收100名新生。胡祖荣坚决地要求祖父，让我父亲和他的儿子胡耀清一起报考。没过多久，入学考试的成绩张榜公布在浏阳县城里，至今家乡不少老人们都还记得，父亲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浏阳公学这所远近闻名的学校。

浏阳县城离父亲家80多里地，他再也不能走读了。但在学校食宿，一个月至少得3块银元，加上每学期10块银元的学费，一年起码需要50块银元。这在当时相当于25石大米，对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来说，委实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事实上，1926年父亲考上文家市里仁学堂时，就因家境窘迫，祖父无奈，停了伯父的学，以全力保证在学习上比伯父显得更聪睿、更有悟性的父亲能够继续读书。而学费也是由宗族和祖父一支五服之内的“久如会”(宗族内部的互助组织)共同平摊支付。

考上浏阳公学，胡氏祠堂族会再次开会，决定由胡氏宗族担负父亲上学的所需费用：祠堂负担2/3,“久如会”负担1/3。父亲每年那50块银元的学费和生活费才有了着落。

浏阳红小鬼

在中共党史上，湖南籍名人不胜枚举，如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李富春、陶铸等。而我的故乡浏阳，则是湖南一方钟灵毓秀之地。

1927年，父亲12岁，正在高小读书。那年秋天，湘赣边界爆发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27年9月17日，起义部队辗转会师于文家市。20日清晨，千余名起义官兵在里仁学堂的操场上整队集合时，父亲与他姨妈的儿子杨世峻(参加红军后改名杨勇，上世纪50年代被授予上将军衔)等一帮高小学生，嘻嘻哈哈地趴在学校围墙的豁口上看热闹。

父亲看见，一个面容清秀、长发掩耳，上身穿着一件白色土布褂子的高个子走到队伍前，声调高亢地说：这次秋收起义我们打了几个败仗，这不要紧，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还留有队伍。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这一边……

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此后的年代里，自己的命运竟会和这个高个子的毛委员联系在一起，并终生追随他的事业。

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父亲“1933年1月调到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而实际上，父亲当时是作为犯人被带到瑞金的。

当时，湘赣省委“肃反”搞得很厉害，从上到下大抓“AB团”。“AB”是英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缩写。“AB团”是1926年国民党在江西省党部中一些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它极力向苏区渗透，窃取情报，造谣惑众，从事各种破坏活动。

1930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肃反工作决议案》。“肃反”的重点就是肃清“AB团”。这项工作后来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肃反”运动不断扩大化，捕风捉影，大搞逼供讯。1933年，有人为了过关，供说父亲是“AB团”成员。就这样，父亲与曾镜冰、曾涤一起被打成了“AB团”，经当时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批准，决定逮捕枪毙“一胡二曾”。行刑的前一天，时任苏区少共中央局副书记的冯文彬在湘赣边界一带巡视检查完工作，回到省委驻地，碰巧看到了准备枪毙的人员名单。他认识父亲，不相信这个17岁的红小鬼是反革命，就机智地对看守人员说：“这三个人问题很严重，我要把他们带回少共中央进一步审问。”

一到瑞金，少共苏区中央机关便把父亲送到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那里，准备随后再把父亲交送政治保卫局。一天夜里，他忍不住敲开了顾作霖的房门，与顾作霖有过一次彻夜长谈。顾作霖问父亲参加过“AB团”没有?父亲反问，什么是“AB团”?父亲恳求说：“就想留在少共中央局，做什么都行。我会刻钢版，可以扫地、做饭。”顾作霖被感动了，他说：“我看你这小鬼很坚强，就留下吧!”

第二天，父亲被解除囚禁，暂时留在了少共中央局机关。

顾作霖把父亲交给时任少共中央少年先锋队总队长的张爱萍时，交代说：你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坏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工作，张爱萍认为父亲“聪明活泼，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才，对许多问题都有孔夫子‘每事问’的精神;小小年纪就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强烈愿望和决心;干起工作来又是个拼命三郎”，加上张爱萍自己在这之前也曾被人怀疑是“AB团”，有过险遭杀头的经历，所以对随便审查人、整人、杀人的做法很反感。考验了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就再也没有追查过父亲的“AB团”问题了。

父亲在少共中央局机关打了几个月的杂，大约是5月间，被派往福建长汀、宁化、清流一带巡视儿童团工作。

走过万里长征

1933年初，毛泽覃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不久，党内“左”倾路线为肃清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坚持毛泽东军事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无端受到“内部已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和小集团”的指控。当年5月，临时中央批准解除上述四人的领导职务。此后，毛泽覃来到总同盟工作。

曾担任总同盟主席的蔡乾后来回忆说：“虽然我们一起在‘反帝同盟’中共事只有半年，我们之间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我，还有胡耀邦，经常长谈到深夜”，“毛泽东年轻漂亮的妻子贺子珍，为了表示关心，常叫她的妹妹贺怡(毛泽覃之妻)给毛泽覃送些煎辣椒或鸡蛋。毛泽覃总是把妻子送来的东西拿出来请客。胡耀邦和我曾在那里吃过饭，非常丰盛”，“毛泽覃一有空总爱找胡耀邦对弈。”

1934年3月，父亲被调回团中央局，开始主编儿童刊物。4月担任秘书长，直到同年10月长征开始。父亲9月接到中央组织部门的通知，要他做好转移的准备，并将他编入红星纵队中央工作团第二团，担任共青团总支书记。

一过湘江就染上疟疾的父亲，抱病行进在红星纵队的行列里。入黔时，杨勇骑着匹棕马过来，一眼看到他蜡黄的脸，忙吃惊地问：“耀邦，你怎么啦?”

父亲喘得说不出话，只是摇了摇头。杨勇连忙跳下马来，将他托上了马背。父亲就这样骑一阵走一阵，赶到了遵义。这时，遵义会议召开了，毛泽东重新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部队进行改编，父亲被调到红三军团第五师，在彭雪枫的第十三团任党总支书记。

这年2月间，红三军团击败国民党王家烈部，再克娄山关，二占遵义城。红三军团在遵义西南十余里处集结时，遭到敌机轰炸，父亲没来得及躲闪，被一块弹片击中臀部。但到四渡赤水时，父亲又一瘸一拐地行进在队伍里了。

过草地时，天气变幻无常，沼泽密布，又缺吃少穿，不少人被沼泽吞没，或冻饿致死。父亲曾亲眼看见，有个连指导员因为实在受不了那份苦，拔出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但父亲常对走在身边的指战员们说：草地景色美不胜收，不好好欣赏，过了这个村就找不到这个店了!他一直努力做着细致生动的思想工作。

父亲年轻个子矮，到达草地边缘过墨曲河时，张爱萍就用他的马把父亲和小通讯员们一趟趟驮过河。以后父亲总会充满感激地念叨，如果不是杨勇和彭雪枫时常将马让给他骑，不是张爱萍让他拉着马尾巴走，真不知自己能否翻过皑皑雪山，走出茫茫草地。

身高不到一米六的父亲，以惊人的毅力从常人无法想像的艰苦卓绝中奇迹般地走了出来。当他面色枯槁、衣衫褴褛地来到延安时，还不满20岁，瘦得只有不到70斤。在参加长征的8万多名红军将士中，父亲是不到8000名中的幸存者之一。那时，他不是长征队伍里岁数最小的，但他与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和曾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在少共中央工作时，因为年纪太小，一直被称作3个“红小鬼”。

没见过这么年轻的首长

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包围，中共中央在为期十天的瓦窑堡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利用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敌人力量相对分散薄弱的山西省发展，以巩固苏区，发起东征。同时组织12个工作团，随之东进。

1936年2月，父亲带着一支精干的工作团，随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渡过黄河，进抵吕梁山区的石楼县，开展宣传、征兵和筹粮工作。工作局面很快打开，工作队成功地招募了大批新兵，筹集了大笔粮饷，石楼县成为黄河东岸红军的活动基地。

但在东征即将结束时，父亲却因积劳成疾和营养不良，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

5月，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瓦窑堡东征工作团总结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胡耀邦领导的那个团搞得最好。毛泽东听了，向台下大声问道：“哪一个叫胡耀邦?站起来让我看看。”

父亲从人群中站起来，毛泽东一看就笑了，幽默地说：“是个幼稚味还未完全脱掉的同志嘛!”然后饶有兴致地向父亲询问“扩红筹粮”的情况，并肯定了他卓有成效的工作。

这是父亲第一次直接与毛泽东对话，他们的再次会面则是一年以后了。

1937年3月，父亲被选送进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这一期抗大，分为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两部分。大学部有14个学员大队，父亲在一大队学习。一大队、二大队学员都是红军师以上干部，集结着陈赓、罗炳辉、杨得志、张震、何长工、梁兴初、余秋里、张国华、赖传珠等一批著名将领。

一大队的队长是陈赓，支部书记是伍云甫，父亲是一大队的俱乐部主任。“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紧急调遣伍云甫去西安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所遗支部书记一缺，选来选去选到父亲身上。大伙儿都说：“胡耀邦年龄最小，就让他当吧!”

抗大的教育则使父亲受益终生。在这里，他有幸聆听了毛泽东亲自讲授的100多个学时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几乎熟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有关列宁、斯大林的所有小册子和政治理论书籍，从此奠定了他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哲学基础。

这年10月，毛泽东亲自点名，要父亲担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当时有些人不大赞成，认为父亲资历太浅，年纪太轻，还不满22岁。毛泽东坚持说：“你们反对，我就要他当。”

而此后的事实证明，父亲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

毛泽东很满意父亲在抗大一年半的工作，夸奖他工作干得不错。1939年5月，军委总政治部(简称总政)组织部部长方强，率战地考察团到前方调研，有人提名父亲担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临时主持全军干部的人事调配和政治思想工作。然而，有人担心父亲太年轻，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可毛主席说：“既然你们认为胡耀邦担任组织部副部长不行，那就让他当部长吧。”不久，父亲便担任了部长。

这是父亲革命生涯中又一次大的飞跃。而这时的父亲还不满25岁，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确实显得太年轻了，甚至闹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