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旅游文化:晋商文化——晋商何以称雄数百年
山西人何以在明清贸易中独占鳌头?而山西人多经商的原因又是什么?从客观上分析,有其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更有山西商人的内在精神支撑。山西商人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创业精神,被西方学者称为"山西精神",严格讲,应当说是"晋商精神"。这些因素的结合,就是山西人走上商途,并世代相传,不断发展的缘由。
#FormatImgID_0# 土地贫瘠,生计困难
山西土地贫瘠,人民生计困难,往往外出经商,这在史籍中早有记载。《史记》在《货殖列传》第六九说"昔唐人都河东,……土地小狭,民人众,郡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事。"
清代康基田在《晋乘鬼略》中引用《燕闻录》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诗云:好乐无荒,良土灌瞿。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这条资料,似乎是说晋南土地狭小,粮食不足,远贾他乡,而晋北地区外出贸易者较少。
明代以后,人均土地不断减少,明末到清代人均土地最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山西人外出经商者最多。在晋中盆地,各县民间流传这样的《摇蓝曲》:"我娃娃亲,我娃娃蛋,我娃娃长大了捏兰炭,捏不来炭吃不上饭,我娃娃蛋,我娃娃亲,我娃娃长大了走关东,深兰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这首歌谣反映贫苦的劳动人民生活困难,盼儿长大了为其拣煤核以备炊用,更盼儿长大了像那些商人一样到东北去经商,那时就可以不愁吃穿了。
太谷县北恍村曹家,是清代直到民国年间的著名商业世家。其发家的始祖是明末清初的曹三喜。曹三喜因家庭生计困难,随人到了三座塔(今辽宁朝阳县),这里是明王朝的边防屯卫地。开始是租地种菜,以后与当地人合伙种大豆磨豆腐,又以豆渣养猪。精打细算,生意日渐发展,有时也做小量囤积居奇,盈利一天天增加。合伙人便提出分家各自经营。分别经营以后,当地的那位合伙人不善管理,日渐衰落,以至无法维持,而曹三喜的生意却日益发展,收购了原合伙人的破产作坊,继续经营豆腐和养猪,以后利用贱价收购高梁酿酒,开设杂货业,随着三座塔人口增加,曹家生意日兴月旺。至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在三座塔设置了朝阳县。当地流传"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此时曹家生意已由朝阳发展到赤峰,凌源、建昌、沈阳、锦州、四平等地,经营范围由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典当、日用百货等。极盛时,曹家的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设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资本总额达到白银一千万两.传世二十四代,历经三百余年。
祁县乔家堡"乔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间由乔贵发开始发富的。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相偕于 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多少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输,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等。其经营项目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店、票号等等,并且还发行了纸币。以后又在归化城设立通和店、大德店、德兴店、德兴长等经营粮食;设大广顺恒、晋泉源、德中庸经营钱庄;设立通顺店经营皮毛、百货;设立大德通,经营票号。乔家商业最盛时广设于北京、太原、太谷、祁县、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全部资产约在白银一千万两以上。
由上可见,山西人远足经商,原出无奈。出走发富后,又成了乡里众族所望,以至相偕出奔,亲朋引进,盼望发财致富。在明清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下,使山西商人队伍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积累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FormatImgID_1# 地处塞边,位扼通衢
山西北依长城,与内外蒙古游牧民族地区接壤,南则与中原广大农业地区连成一体,为畜牧业区和农业、手工业区的中间地带。自古以来,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蒙古草原。而蒙古族人民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山西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了这种南北物资交流的要冲。
虽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北方游牧民族的贵族政权和中原汉民族的地主政权时分时合,民族矛盾有时剧烈,有时缓和,对南北物资交流干扰很大,但无论在和平状态还是战争状态,双方的物资交流不论是公开合法地进行,还是隐蔽非法地进行,始终未能停止。山西人担任这种南北物资交换的中介人,自然有它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汉初,山西人已经与匈奴在长城脚下互市。
后来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统一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给商业活动开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明初,汉蒙关系虽一度紧张,但自然地理形成的社会分工,使商品交易无法中断。蒙古人民不能长期忍受"鬓无釜"的艰难生活,经过双方多次谈判,终达成协议,在边镇建立交易市场。蒙古以自己的马匹、皮毛换取内地的铁锅、粮食,茶叶和布匹,以满足蒙古族的生活需要,亦补充明政府的军马来源。参与当时谈判的徐渭曾赋诗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著棋嫌尽杀,大家和气免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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