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是知识的考试，是能力的考试，更是心理的测试。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是每个考生面临的问题。本文是湖北武汉中学历史发展，祝大家阅读愉快。

私立武汉中学设在武昌，是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创议办起来的一所中学 ，我是创议人之一。一九一九年春，我自鄂西革命军队中去上海找孙中山先生，和我的同邑友人张国恩(号眉宣)相遇，张也是国民党员。

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拟在巴黎开会商定对德和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列宁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北洋军阀和南方革命军(实际大部分也是军阀)混战了几年之后，没有结束，南北两方在上海议和。各省区国民党的活动分子大都来到了上海。许多省区在上海的活动分子组织各该省区的善后协会，湖北省善后协会也组织起来了，公推我和张国恩主持会务，我俩因得每日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分子接触。

李汉俊新自日本帝国大学土木系毕业回国，住址与湖北善后协会很近，故常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员詹大悲、查光佛等来协会闲谈。李带有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文书籍，我借读后，逐渐了解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

巴黎和会开会了，那是列强分赃的会议，中国虽属战胜国一边，实际是处在一个被处分国的地位。国内南北议和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可克服的暗礁，不会有什么结果。

办报纸和办学校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了。我和张、詹、李在这种形势下，估计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当然当时还不知道新民主主义)，要唤醒民众。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商谈中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一致认为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

在上海时以办报纸要容易些，拟出了办报的宗旨和集股章程。当时和我认识的一位孝感人愿意出资。詹拟赴闽粤边革命军中募报纸基金，我和张于秋末回武汉着手筹备报社。我找前愿出资人商量，他缩手不干了。詹募款事，后来亦成画饼。

提议办学校有人共鸣

报未办成，我们提议办学校的事却有人共鸣。因当时高中级学校结业的人很多找不到职业，办私立学校聘请教员较容易;办私立大学和专业中学在资金、设备和教师方面都 有困难。武汉公私立中学不多，招生较易。因此我和张想从办中学开始，然后徐图扩充。

我们回到武昌时，住在武昌巡道岭湖北省教育会内。已经住在那里的有罗田江文波，是我的普通同学;红安倪季端，国立武昌高等师范结业，是我和张的同乡;住在武昌的沔阳刘鼎三，汉川李缄三，汉口刘质如，他们都是张的两湖师范同学，又和我与张同在日本同学。上述这些人中除刘鼎三在湖北省教育厅任视学外，其余的都没有找到职业。

先决问题

我和张同他们谈办学事，他们都极力赞成。商谈中大家都趋向于办一所私立中学，并逐渐把办中学的事具体化起来。当时考虑到办私立中学有五个先决问题：

(一)校址、校舍问题;

(二)开办费和基金问题;

(三)董事会的董事长问题;

(四)教员职员问题;

(五)前四个问题解决以后，还有一个立案问题。

关于校址、校舍问题。我们已知道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有一所房子，门在涵三宫街南面小巷内，曾办过学校。房子内有教室三间，办公室一大间，风雨操场一个，还有大小几个院子，有可供学生食宿用的两排房间;教室中还剩存一些坐椅。房子内有我的一位穷同学住着，只要设法请他搬出去住，房子虽僻陋一点，修补添置一下，头两年还可以对付。

关于开办费和基金问题。开办费因校舍基本是现成的，需费不多，大家商议由创办人中募集;基金仅是为着立案时的查核之用，由我和张去想办法。那时我的一位文普通同学，蒲圻雷大同，刚从广东大元帅府回家，路过武昌，听说我们有办私立中学的计划，约我商谈，听了计划后，极力赞许，愿列名为创办人，并介绍其同乡刘觉民也为创办人。雷愿出一百二十元为开办费。

这样，学校创办人由我、张国恩、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倪季端、江文波等增加雷大同、刘觉民共为九人。开办费除雷捐一百二十元外，我与张、三刘、一李各捐

二十元。立案基金由我和张找到我们同乡在汉口大蔡家巷开设合太正山货行的张平阶出具存款二万元的条子，随即报湖北省教育厅备案。开办费和基金问题很顺利地解决了。雷又劝说住在涵三宫街房子的同学搬迁，校址校舍问题也因而解决。 关于董事长和董事会问题。学校创办人为学校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公推竹溪人湖北省议会议员郭肇明担任，郭曾任两湖师范学校校长，是张国恩、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的老师，湖北著名的教育家，国民党员。借郭之声望，学校立案就少受阻力。郭忙，不能出席董事会，又公推其乡人崔琴甫为董事，所以董事因添了郭、崔，就由九人成为十一人。

关于职教员问题。董事会决定学校名为私立武汉中学校，公推刘觉民任校长。刘当时在私立中华大学任教授，老老实实地教课，政治色彩不浓，不招人忌。倪季端任教务兼监学，江文波任总务兼监学。各门功课首由董事们分担，刘觉民教修身，我教国文，李缄三、江文波教历史，倪季端教英文，刘质如、崔琴甫教数学，刘兼教图画。其余则由陈潭秋教英文，曾雨村教地理，熊连城教图画，手工、音乐、体操请其他学校教员兼教。职教员的配备是很整齐的。

关于立案问题，校董事会遵照部定私立中学校章程呈请立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了私立武汉中学的立案。各创办人担任的开办费陆续交出了。我当时没有钱，就将身上的皮袍脱下付当铺质当，凑足我应担负的开办费。开办费交由管总务的江文波收管，校舍的检修，校具的添置，办公用的文具纸张，都由江文波负责办理。这些都是在一九一九年冬至一九二○年一月间办妥的。

私立武汉的特点

私立武汉中学校于一九二○年春季招考了两班学生，开始照章教课。私立武汉中学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学生报考费和学费都比当时武昌私立中学低，报考费比别校低六分之一，学费比别校低三分之一。

第二，职教员是低薪或不支薪。教员教课支薪比别校低二分之一，职员只够伙食费。董事中任职教员有几位低薪也不支，刘觉民任校长兼教修身，我教国文，李缄三教历史，刘质如教数学和图画。各班设班主任指导班会，如陈潭秋同志除教英文外，兼任第一年生乙班主任。

第七，帮助学生课外阅读报纸书刊，促进学生注意国际国内的时事问题，包括俄国革命问题。

第八，迎接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这在用白话文教国文时更为方便。

第九，武汉中学学生没有对学校闹过风潮，这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学校中很少有的现象。学校也没有开除过学生。

第十，学生思想进步，课业也学得较好。

这些特点，如第一至第七，在开学时就表现出来;第八至第十，则是在开学后逐渐表现出来的。一九二○年秋，武汉中学成立已经历了一个学期，湖北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由我和陈潭秋、张国恩(几个月后他就不干了)等组织起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传播，在武汉中学内很少受到阻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叫SY)在湖北也是由武汉中学学生开始发展组织。这与武汉中学教学的第八个特点有着极显著的关系。

武汉中学第一批学生于一九二三年结业，一九二四年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即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的就有四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收生很严格，湖北的中学结业生常有一校一年没有被录取一名的。武汉中学一期就有四名被录取了，这证明学生课业是很优异的。

董事会的董事

因我是学校董事会的董事，教甲乙两班国文，在校的时间很多，和学生经常在一起，我象有名义的职员一样，参与各种校务活动，职教员和学生对我都很尊重。

陈潭秋同志任乙班主任，住在校内，也是和学生生活在一起的。我和陈二人在武汉中学学生中的影响最显著。私立武汉中学创办时，虽有怀抱革命思想的人参加，但有些仅是对时局现状不满或不甚满的人，并不是为革命而办学校。学生的思想动态就更复杂些。我和陈潭秋同志也只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才有意识地学习俄国革命，以武汉中学为据点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学生中陆续组织起党和团的支部，领导学生接近工农群众。

党和团在武汉中学开展组织工作，同时在武汉各学校、各工厂中找到一些联系，也建立起一些组织。我和陈潭秋在武汉中学经过党和团的组织，领导学生办平民夜校、办识字班，于寒暑假期中回家时去做农村调查工作，接近农民，帮助农民识字、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有的后来发展为农民协会。一九二二年，党和团的工作在武汉日益发展，党把陈潭秋同志调出武汉中学，专做党的工作。是年，武汉中学因原校舍不敷用，找到武昌武胜门彭杨公祠，把彭杨公祠改建为学校的二部，可容四班学生住宿和听课。当时没有聘到职员，我即不要名义赴二部同学生一块住宿。后来才聘到麻城汪子弼为监学。彭杨公祠北不远有几个纺织厂，是武昌纺织工人的中心。学校二部在这里，为学生接近工人创造了条件。

访问职工家庭

校的党团组织领导学生访问职工家庭，组织夜校教育工人子女，和工人联欢。这样，党和团在这块纺织工人基地就容易建立工运据点了。我曾经为募集二部扩建基金赴鄂西参加一个短时期的革命军事活动，募到六七百元，二部房屋建设，得以顺利如期完成。一九二五年春，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在各地开展，我被党从学校调出专做国民党工作。至秋季，在汉口筹办一种小报——楚光日报，我为经理，宛希俨同志任主编，报纸于一九二六年春出版，完全是在党指导下活动的。私立武汉中学一九二○年开始招生授课，至一九二三年春已招足八班，是年冬第一期的两班，学了四年已届毕业，以后每年两班结业，招两班新生，学校长年保持八班学生之数。直到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桂系军阀攻夺武汉，霸占湖北后，才把武汉中学封闭了。

武汉中学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大多数同情国民党和加入国民党，学生加入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者亦不少。所以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他们参加革命工作很活跃。

在革命更深入，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后，武汉中学师生起了分化，多数跟着国民党跑，也有一些跟蒋介石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继续革命，这些革命同志绝大多数在土地革命中牺牲了。

在武汉中学教员中有陈潭秋同志的弟弟陈荫林，北京大学英文班结业。他到学校教英文时，陈潭秋同志已离校。他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只想搞个职业，挣点钱还债。后来在一个暑假带领一批学生到农村去工作，了解农民生活实况。他觉悟了，认为中国农民非革命不能翻身，农民革命一定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组织起来才能翻身。他参加了党，为党担负农运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途中患病，死于瑞金。

在武汉中学开办时起过很好作用的一位小职员，名张培鑫，红安人，贫农出身，略识字，当过商店学徒，一九二○年春在武汉中学充当传达兼摇铃。实际上武汉中学开办时，除两位兼职的监学外，没有文书、会计，只用了张培鑫和另外一个打杂的小孩。所以培鑫也做一部分文书会计工作，如编写学生名册，经营杂费收支等等。他聪明好学，进步很快，文能达意，算可开方，和学生关系极好，以后学校提升他为会计。中共中央迁到汉口后，调他到中央机关工作，他也离开了武汉中学。一九二七年冬，他主持我党的一个印刷机关。这机关遭到破坏，培鑫被捕，被国民党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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