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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诊概述
过去，对中医的诊断手段只谈望、闻、问、切四大诊。对腹诊有的根本漏而不谈，有的虽提及、也只聊聊数语带过。其实，中医的腹诊源远流长，它源始于先秦时期，《内经》中即已总结和奠定了腹诊的理论和框架;东汉张仲景在所着的《伤寒杂病论》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腹诊，扩展了其临床运用的范围。汉后的各代中其术经久不衰，且随着唐代医学的东传而远绍于日本并得以发扬光大。
大家都知道，腹诊的主要内容就是医师通过询问有关病人胸腹部的诸种感觉并进行胸腹按压和望、触等诊察手段以判断其体内脏腑经络、气血盛衰和阴阳变化的一种诊断方法和途径，它基本上属于中医的切诊范畴，当然通常也伴随着有关的望诊。
我国最早医经《黄帝内经》中，在总结先秦诊病经验时，即明确指出，观察病人体表形色的反映，就可推知其内脏的隐伏病变，在《灵枢》中彰明较着地提出，这是一种“司外揣内”(即从外形来揣测其内部病证)的基本诊病方法和措施，并为腹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腹诊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早在《内经》中就阐述了腹诊与人体经脉的分布及循行路线有关，因为脏腑通过经脉相连，气血赖经脉运行;经脉又通过络脉、经筋、皮部而与胸腹构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故通过体外胸腹的诊察，就可以反映体内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变化情况。同时，由于不同的经络在胸腹的分布和循行部位不一样，其所属的脏腑也不同，因此不同的部位反映出的体内病变也就不同。其次是脏腑在体内所居的部位不同，则外应胸腹的部位也不一样。故后世腹诊中胸腹不同部位与五脏关系的研究，不大都是以此为依据而开展的。《内经》除了提出腹诊的一些基本原理外，还提出了一些包括视形色、察胸腹部肌肤腠理的色泽、厚薄、粗密、润燥等;察寒温，以肌肤的凉热来判断正气的消长与病邪的性质;诊虚里部位以察知宗气的盛衰，疾病的预后等具体内容，奠定了后世腹诊发展的框架。以后随着汉、唐、隋、宋、金元、明、清、各朝的继承和发展，其内容已不断得到补充与完善。并于唐代年间传入日本，且有“难经派”与“伤寒派”的分流而受到日本医学、特别是汉皇医学的重视和阐扬，并起到了承先启后，发扬光大的重要作用。
腹诊的理论和方法，经过几千年的发生和发展，已日趋完善，但中、日两国传统医学间的腹诊内容却有着“同”与“异”的不同变化。如从辨证方面看，中医腹诊只是作为一种获取信息的手段，很少有人单凭某一胸腹指征就作出是什么证型和用什么方药的判断。而日本汉方医的腹诊辨证，则实质上是以腹诊指征为中心的方剂或证候的组合，如对胸胁苦满可分成大、小柴胡汤、四逆散，柴胡桂枝干姜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腹证;又如心下痞硬可分为痞坚、坚硬、石硬、坚满等证型;动悸可分成心中悸、心下悸、脐上悸、脐旁悸等证型可为例证。
对辨证主要手段的认识上，中医几乎都只把腹诊视为一种辅助方法，而日本汉方医则视腹为生命之本，视腹诊为“方证相对”的主要手段。
在辩证性和稳定性上，在整体的辩证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反映在腹诊方面中医也常认为同一种腹症可反映出不同性质的证型，如诊腹满，有时认为按之不痛为虚、痛为实，有时亦据全身表现而认为上下痛不可触者非实证…诸如此类的辨证性和灵活性，在中医腹诊中屡见不鲜;而日本则强调腹诊时方剂与适应证间的稳定性，特别是对经方的运用更严格要求原方原量，全不讲究灵活辨证的原则性。
由于上述的特色，从而反映在对腹诊的研究方法上，中医着重在整体、辩证观点指导下探讨腹诊与证的联系并寻找有关的客观指标;而日本则主为一种现代的分析手法，注意微观局部表现及客观化的研究，尤其是着重在把腹诊与处方用药直接联系起来查找和运用相应的方剂。
上述有关腹诊的有关内容和不同的探索途径肯定会为腹诊的发展带来新的线索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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