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年画

张天民

年画是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发表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年画被作为宣传党的政策和政绩的阵地。自此，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每一次变革与发展，大都反映在新年画中。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曾经占据了中国新年画创作的半壁江山，随着老一辈年画家的凋零，健在的也都进入了耄耋之年，为了了解新年画的发展轨迹，笔者采访了当年出版社年画编辑室前后两任室主任沈家琳、王伟戌与年画家马乐群。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前身是华东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部(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初改为现名，后新美术出版社与上海画片出版社相继并入，1958年，上海人美社成立年画编辑室，室主任为朱石基，副主任为徐飞鸿、应野平。下分三个年画创作组，分别由沈家琳、陈强、叶文西任组长。

据王伟戌与马乐群回忆，1955年上海画片出版社成立时，从当时上海的许多私人画室中挑选了不少学员进出版社，他们俩就是徐飞鸿从现代画室选出来的，那时上海滩比较有名的画室有陈秋草创办的新中国画室、 孟光创办的集体画室、哈定创办的哈定画室等。陆陆续续有不少人从画室出来后进入上海画片出版社。那时画片出版社有金梅生、谢之光、李慕白三个画室教授月份牌年画，当时沈家琳、王伟戌在金梅生画室学习、马乐群在谢之光画室学习。他们后来都是随画片出版社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进社以后，他们享受和大学毕业生一样的工资待遇——月工资48.5元。

“文革”以前，先后在年画编辑室工作过的创作人员有范振家、范林根、徐通潮、沈家琳、王伟戌、黄妙发、庞卡、沈绍伦、姚中玉、吴光华、 郑波、马乐群、黄振亮、陈强、金铭、谭尚忍、瞿国梁 、韩敏、江南春、吴性清、陈菊仙、刘王斌等。

出版社为了提高年画创作水准，聘请了上海滩上享有盛誉的月份牌名家金梅生、李慕白、谢之光来为创作人员上课辅导，有十余人在三位门下学习。又聘请知名国画家唐云、江寒汀、张石园、张大壮等，西画家颜文梁、李咏森等来授课。全面提高学员创作能力。

当时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年画佳作频出，除了出版社专业的创作人员外，还拥有一批贴近群众生活、熟知群众喜好的特约作者，其中不乏名家，如李慕白、金雪尘、金梅生、谢之光、章育青、忻礼良、张碧梧、杨俊生、魏瀛洲、杨馥如、谢慕莲、吴哲夫等。那时，年画作品一印就是几十、几百万张，影响之广，发行量之大，现在听来，令人咋舌，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有些作品至今还被很多读者反复传颂。

特约作者中的名家每月由出版社发给生活津贴103元(相当于当时的文艺十级)，其他人为80多元，画出的画作采用后另外支付稿酬350元——550元，年终还有印数稿酬。那样的收入在当时可是非常不错的了。那些社外特约作者享受着优厚的津贴和稿酬，创作热情十分高涨。像李慕白先生这样的高产画家，一年可画十多张，而且精品迭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创作黄金时代在“文革”开始后就结束了。“文革”时，出版社停止向特约作者组稿，开始还发生活津贴，不久也取消了，那些年画作者逐渐陷入困境。谢慕莲先生后来在轻工业进出口公司找到画出口风景油画的差使，并介绍给几位同道。幸亏李慕白先生擅长此道，在他的辅导下，大家依靠画风景画来渡过难关。一直到“文革”后，才恢复了这部分作者的待遇，他们每个月末到出版社来领津贴或讨论选题，中饭则到福州路的“杏花楼”用膳。

年画创作一直重视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群众对西洋油画那种明暗分明、笔触明显的画法不习惯。年画采用“大平光”的明暗处理，画面鲜亮阳光，符合大众的欣赏习惯。

出版社年画作品的选题一般由作者自己提出，再由编辑部根据市场调查反馈情况作筛选，一旦选题确定之后，作者要根据选题深入生活，有时要与表现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便抓住其最生动、最感染人的瞬间。月份牌年画的人物形象要求真实细腻，画家有时为了刻画对象细节到位，常常在创作时还会请人帮忙穿上服装，摆出姿势，拍好参考照片。当时的照片大多是黑白的，色彩效果要靠作者自己的经验来解决。

李慕白先生有很深的西画功底，他常常用粉画或油画的方式去写生，和一般画家不同。他绘画技法高超，画画的时候，不用调色板，直接把颜料挤在画布上，多余的颜料用来画背景，正好用完。他画人物肖像的能力特别强，而与他搭档的金雪尘则对画面掌控与背景设置有超强能力，所以他们这一对创作绝配，共同合作了很多在美术史上可以留下精彩一笔的经典作品。

年画作者平时很注意观察、注意积累素材，生活中平凡的景物都可能是画家创作的源泉。沈家琳画的《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在北京出差时，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少先队员举行队日活动而突然迸发的灵感。少先队员的形象是从上海延安路小学找到的，其中左边一位穿红裙子的女孩子后来成了公安干部，和他保持了很长时间的联系。王伟戌画的《我们敬爱毛主席》就是受毛主席1959年回韶山母校的照片之启示，毛主席的形象是参考了资料照片，少年儿童的形象是通过小学生真人写生、拍照的。马乐群画的《胸怀祖国，攀登高峰》是描写中国登山队员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情景，那位手举国旗的运动员的原型是拳击冠军，画面中牵涉到的道具，画家还曾专程到北京参考了实物。作者没有登顶的经历，山顶是个什么样子，需要查找大量资料，要做到“笔笔有来历”，绝不是想当然的结果。

一张画从提出选题到画成，一般需要花费三个月左右时间，慢工出细活，精益求精。这些精品之作，不但取得了极好的经济效益，也有相当的社会效益。李慕白、金雪尘创作的《女排夺魁》获全国年画展览一等奖;沈家琳画的《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获得了第三届年画创作二等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马乐群画的《金杯红花传捷报》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佳作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大环境与读者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表现形式的年画已风光不再。对此现状，众多年画家们感到茫然。尽管社会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年画“粉丝”，还有人专门搜集、收藏老年画并建立了收藏艺术馆，然而，年画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一画种还有生存的空间吗?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各地将传统年画、新年画等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政府有关部门已开始在为中国年画的传承作出许多具体的决策，民间也有不少智者提出传承、发展的建议，比如抓紧录制老一辈年画家的影像资料和技法资料;在纪念馆、美术馆介绍年画的历史，展示经典年画作品;对民间年画的收藏作一些学术支持......

不过我们觉得，在中国人的“年”文化继续经久不衰、如火如荼的今天，在群众中有广泛认知度的年画，以它承载人民祈福迎新、吉祥喜庆，期盼、憧憬美好生活的本质元素，应该仍可找到属于它的一片天空。只是，如何将这些本质元素在当前的世界语境下，以现代读者所乐于接受的现代年画语言来作解读和表达，倒是值得好好思索的。

以上就是为大家提供的小学生必知的新年习俗，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