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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4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论宋代富民兴教化民与乡村社会秩序。
北宋南宋:论宋代富民兴教化民与乡村社会秩序
一、富民兴办教育事业的背景
在宋代社会,富民兴办的教育设施遍布于各地,有的甚至相当普及。遍布于各地,其规模有大有小,各具特色。小者塾师一名,学生数人;大者名师会聚,生徒众多,聚书上万卷,分级授课,足以与官学媲美。但就大多数而言,一般是塾师一人或数人,生徒数十,学堂一间或数间。如史料中所载的情况,“李仲永……于所居三东三里间,自立义学……招延师儒,召聚宗党,凡预受业者逾三十人”[1]。那么,富民办学的兴起原因何在呢?首先,宋代富民办学发展乃至勃兴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教育的不发达、教育设施的落后、教化乡民都是富民们热衷于办学的客观原因。宋初,国家急需人才,科举取额剧增,读书人有了更多的世用升腾机会,激发了求学的积极性,如在饶州形成了这样的风气:“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2]。“建学独先于天下”的延平府,就形成了“家乐教子”的良好社会风尚,史书甚至于说此府“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其读书风气则是“朝诵暮弦,洋洋盈耳”[3]。但政府的官方办学并不能满足他们读书的需求,从而使富民办学的兴起成为可能。官学难以有效地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因而宋政府只有把社会教化的阵地下移至民间,这就给富民办学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如江州德安富姓陈氏“为家法,戒子孙,择群从掌其事,建书堂教诲之……延四方之士,肄业者多依焉”,密州诸城学者齐得一,“能读五经善于教授,乡里士大夫子弟不远千里皆就之肄业。”[4]
其次,富民办学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帮助,如宋太宗为江西安义县富民洪文抚所办雷塘书院亲书“义居人”赐之。地方官员的扶持对于富民办学的兴起也很重要,如庆元年间(1195—1200)建昌县令许锡看到“虽万户之邑,多士之乡”,而学校却“听其废坏而不葺,因其简陋而不改”,他经过实地考察,确定学校的地址。但仅靠政府的力量修建学校有点吃力,[5]因此希望富民可以出来相助,“士闻其议,愿献其谋;农闻其议,愿效其力;工闻其议,愿竭其技;商闻其议,愿输其用”[6],在富民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建成学校。“其民习乎诗书,而不嚚于讼;其士行艺足以重一乡,可以为卿相治天下”,“皆建学之效也”。[7]又如咸淳十年,文天祥利用当地富民(豪长)举办书院,教化民众。对此,他在《赣州兴国县安湖书院一记》中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他在文中说:议建书堂,以风来学。召其豪长,率励执事,堂庭毕设,讲肄有位。[8]
再次,宋代富民经济实力的膨胀,是富民可以投资兴办教育的重要因素。如宋代江西实为一个富庶之地。信州“孕金青,殖宝货。壤厚而泉沃,类多大家。”[9]抚州之地,“其田多上胶,有(破)[陂]池川泽之利,民饱稻鱼”。[10]建昌军“土地衍沃,宜稻桑麻,无大水旱,飞蝗所不至,故其人足衣食”。[11]宋人论饶州“风俗”说:“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畜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吝。为母妻者,为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12]宋代富民经济实力的雄厚,这给了他们兴办教育事业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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