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威廉希尔app 提供了宋人绝句鉴赏，希望对大家学好语文有所帮助。

这是首宋人绝句，但究其诗味的隽永，意境的优美，情致的深婉，又像寇准的《书河上亭壁》一样，堪与唐人同类诗作媲美。《蔡宽夫诗话》称赞此诗“须在王摩诘伯仲之间，刘禹锡、杜牧之不足多也”。尽管这一评价有夸大之嫌，但也不无道理。此诗的作者是宋初诗人郑文宝。郑文宝(952-1012)，字仲贤，一字伯玉，汀洲宁化(今属福建)人。初事南唐，累官校书郎。李煜降宋后补广文馆生，为李方所知，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及进士第，除修武主簿。郑文宝关心民瘼，富有军事才干，淳化二年(991)，郑文宝调任殿中丞，并奉命出使四川、陕西负责清理整顿税收。当时四川、陕西一带地方官为了增加税收，规定登口岸经商的商人要交纳“到岸税”，商人们苦不堪言。郑文宝奏请朝廷免除商人的“到岸钱”，促进了当地商贸的发展，深得百姓拥戴。郑文宝在川、陕期间，正逢夔州广武驻军叛乱;叛军四处抢劫，惊扰百姓。郑文宝作为朝廷钦差大员果断担负起平叛重任。他当机立断，率军乘船顺流而下，一夜行程数百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进攻，一举歼灭叛军。因此，他获得朝廷嘉奖，赏赐五品朝服，升任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在治军理政中，尊重少族民族习俗，努力学习少族民族语言，促进民族和睦，这在封建官员中更属难能可贵：郑文宝任陕西转运副使期间，正值闹灾荒，郑文宝先后12次亲自带队从环庆(今甘肃环县与庆阳一带)穿过沙漠，督运粮草到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赈灾。沿途多为荒凉的沙漠和少数民族居住区。郑文宝为了详细了解民情，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尊重当地风俗，深受当地少数民族的欢迎。他每到一处少数民族区都受到当地酋长的热情款待，有的酋长还认他为干父。郑文宝任工部员外郎期间，守卫环庆的龙猛卒部士兵七年未换防，又常常不能按时领到军饷，遂产生思乡和不满的情绪，逐渐酿成谋乱。郑文宝得知后，他体恤和同情士兵的处境，果断决定先借库银发放军饷，以安定军心;然后上奏朝廷，并且表示支取的库银由他偿还。朝廷体谅到郑文宝的良苦用心，便下诏免除库银的偿还。鉴于郑文宝在这一期间所取得的功绩，朝廷赐郑文宝以黄金和紫袍，并且官迁刑部员外郎。

郑文宝还非常看重情谊：他曾任过南唐官员，李煜降宋后，故人纷纷回避，不敢也不愿去看望李煜这位“违命侯”。而郑文宝却“衣蓑荷笠”，冒着风险化装成“渔者见煜于私第”。南唐入宋后，他由于亲历了南唐辛酸的国运和国史，认为有责任为后人留下这段真实的史事。于是，他收聚了大量的史料，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写成《江表志》3卷。《江表志》记叙了南唐各代的朝廷大政，弥补徐铉、汤说《江南录》的许多缺漏，多为后人研究南唐史所采用，后来陆游作《南唐书》就采用其中不少内容。尔后，郑文宝又以丛谈琐事缀辑成《南唐近事》1卷，类似小说体裁，演说南唐国史。郑文宝工诗文，《除江表志》、《南唐近事》外，尚有有《历代帝王谱》、《谈苑》、《玉玺记》、《郑文宝集》等著作传世。又多才多艺，善篆书，工鼓琴。他是个军事家，官做到兵部员外郎，但诗却写得轻软温柔，显然也是深受晚唐五代诗风的影响。从这首《柳枝词》中，我们既可以看出他重情谊的为人秉性，也可以看出他轻软婉曲的诗风特征。

《柳枝词》即《杨柳枝词》，乐府歌词中的一种曲名。它本是古曲，名《折杨柳》或《折柳枝》，唐时才改为《杨柳枝》或《柳枝》。其诗体为七言四句。白居易作《杨柳枝二十韵》时，称其作是对《杨柳枝》的“新翻”，也即是把它纳入七绝的轨道，或者说是借乐府歌词写格律诗，这种事唐人多喜欢做，如王翰有《凉州词》，刘禹锡有《竹枝词》、《杨柳枝词》等等。郑文宝此诗也是这种用法。词兴起后，《杨柳枝词》或《柳枝词》又作为一种词牌出现，但其体制主体仍是七言四句，不过这不属这里讨论的范围，就不多说了。

折柳赠别，是我国古代的风俗。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长安东的霸桥，喜折柳赠别，所以后来“折柳”就成了送别的代名词，在《折柳枝》题下的诗，也就成了送别诗，雍陶有《折柳桥》(折柳桥即霸桥)诗说：“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因此《柳枝词》所写的多是离愁别恨。

但郑文宝的这首诗，虽名为《柳枝词》，却没有直接写柳，而是把“折柳”之意，深藏于字里行间，犹如王维的《渭城曲》，虽不名《柳枝》，却正是以“柳色新”来表达依依难舍的别离之情一样。

不过，题目既然是《柳枝词》，在“亭亭画舸系春潭”的“系”字中，人们也就不难想见其中有柳，因为刘禹锡曾说：“长安陌上无穷树，只有垂杨绾别离”(《杨柳枝词》其一)。诗人巧妙地把“柳”藏在诗句的深处，读者只有联想到刘禹锡的诗才能体会出话中真意，这既是巧妙用典，又是委婉曲达之法。

“直到行人酒半酣”，又作“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是“直到”还是“只待”，发生这一“动作”的，都是“画舸”。画船被系在“绾别离”的杨柳树上，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尽管送行的人和行人互相告别的话还没有说完，酒还没有尽兴——只“半酣”，船却起锚要脱缆而去，多么的不舍和无奈啊!所以诗人不由自主地埋怨画舸：“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这意思也就是说：你这条无情可恨的画船，只知道一味前行，不顾烟波渺远，可知道你装载的是多么沉重的离愁别恨吗?这种婉曲的表达方式正是此诗的妙处所在：它不直接写入的离愁别苦，而是把人的别离归罪于本不相干的烟波画船，赋予它人的情感，然后以它作为离人怨恨的对象。曲曲折折，使感情的抒发既委婉含蓄，又如丝如缕，慢慢抽出。缠绵的情感带来了隽永的诗味;隽永的诗味，又诱发了读者的情感的缠绵。在诗人的一唱三叹之中，我们体味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沐的友情和爱情。这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是一直为人称道的。清人王应奎在他的一《柳南随笔》卷六中说：“诗意大抵出侧面，郑仲贤《送别》云：‘亭亭画舸系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人自别离，却怨‘画舸’。义山忆往事而怨锦瑟，亦然。文出正面，诗出侧面，其道果然。”王应奎是深得此诗三味的。从侧面借物达意的方式当然不是一种，这首诗的特殊性是首先赋事物(“画舸”)以理智和思想，然后又让它的“意志”和“思想”与人的心理活动、思想情感相抵触，最后，再把人的郁抑怨愤等等不满之情统统发泄在这个物上，以期收到意长情切的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手法并不是比拟，因为无论拟人还是拟物，事物自身的物性都已让位于“人性”，物只不过是包藏着人的心灵的外壳，而此种方法，虽然也让物理性化，但实质却是让人的心理情感统一于物中，物性保持不变。这种“理性化”是外加的，假定性的。是人的猜想的产物，因此这种艺术方式被称为“猜拟”。这也是对前人尤其是唐人类似手法的继承：金昌绪的《春怨》就是著名的一首;“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思妇因怀念远征的丈夫，渴望在梦中相逢，但讨厌的莺啼，却偏使她的美梦不成，所以她自然责怪于黄莺。在这里，黄莺仍然还是黄莺，它的啼叫原本是它的生活习性，并且，在某种场合，莺啼也是很可爱的。莺啼之由可爱而变成可憎可厌，全在于思妇之“吞怨”。这可以说是“猜拟”法妙用之又一例。李白的《劳劳亭》也是这种写法;“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由于《孔雀东南飞》中有“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诗句，所以“劳劳”也就成了送客的代名饲。后二句意思是说：如果春风懂得送别时的痛苦，就不应该让柳枝发青。反过来也就是说：春风太无情了，竟让柳条青绿如此!万物正萌发着盎然生机的时候，人却要遭受离别之苦，这不是更加难受吗!在这里，春风依然是春风，它之所以不知“别苦”’当然是诗人对于它的一种猜测。

这两首诗中对“黄莺”和“春风”的怨怪，虽然意思明显，但文字上却并不是直说。还有一些诗，虽然也属于“猜拟，这种表现方式，但用语上，往往以“无情”、“可恶”等，直接表达出入的怨怪之情，这又是曲中有直了，韦庄的《台城》就是如此：“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后：句以“无情”二字直点柳的不管人世沧桑，一无顾忌地飞絮漫天的旺盛生长之态。不过，和上面两首诗比较起来’诗人对柳的怨怪之情，显得比较轻微，更多的是人的自我感叹。尤其是第四句中的“载”字，把抽象的别情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运载的东西，同时也显示出别情的沉重。这一形象化的说法，后来常被诗人所仿效，如周邦彦用入其《尉迟杯》一词中：“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南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李清照《武陵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王实甫《西厢记》：“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这些词句显见地都是受了郑文宝这首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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