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年，未得一官，韩愈在愤懑忧伤的心情中回到河阳，与卢氏相守。乡居生活诚然清苦，却给了他思考的时间。这段时间中，他的思想开始真正涉足一些深刻的问题。贞元十一年(796)九月，他去往洛阳官员云集之处，想要看看是否能在那里得到一些机遇。从贞元十一年到贞元十八年，韩愈的仕宦生涯不过是两入军幕，在官职上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但他一生学问道德的理论基础，却是在此阶段打下的。著名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及《师说》、《答李翊书》等文章，都是他这段时间的成果。

贞元十七年(801)，韩愈再入京选官，得到祠部员外郎陆傪的引荐，授四门博士。四门博士是四门学的学官。这一职务，与韩愈“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的理想相去甚远，但他对工作也极为竭力尽心。当时，韩愈在京师已经有些名声，学校学生以外，慕名而来，求学问道者也往往有之。他有问必答，凡登门称弟子者，他一概不回避师徒名分，这又大悖于当时士子耻于求师的风气，因此招致许多非议。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的文名愈盛，由此升迁为监察御史。但当年即因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连州阳山。

阳山处岭南穷荒之地，韩愈在当地关心教育，兴办学校，有许多惠民之政，甚至在他离去时，当地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

贞元二十一年(805)，韩愈得到命令，离开阳山，于郴州等待新的任令——即江陵府法曹参军。这一职务实则属于职掌猥杂的俗吏，因此韩愈对此愤愤不平，极为不满。

判司江陵未满七月，朝中的政局人事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韩愈感到有了回归长安的指望。到元和元年(806)，他领到朝中“国子博士”的任命，至元和三年(808)，正式担任此职。元和四年，改官都官员外郎，但他在任上因祠部事务与宦官发生激烈的斗争，随后为息事宁人，被改官为河南令。

任河南令不足一年，韩愈在繁剧的政务中坚定地与不法军人斗争，兴教育，整顿风俗。元和六年(811)，韩愈调任职方员外郎。自此时到元和十三年(818)，韩愈一直在长安为官，达到他一生仕宦的顶峰。

元和十四年，唐宪宗预备奉迎法门寺佛骨，这是宪宗朝最隆重的一次礼佛活动。历来坚持反佛的韩愈感觉无法坐视倾城的崇佛狂潮，于是上表切谏，即后世极为有名的《论佛骨表》。言语辛辣，充满轻蔑嘲讽。这篇上书恰恰是在佛骨已迎入长安，长安士庶的佛事活动达到最高潮之际写的，文中更有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一类的话，宪宗见书而盛怒，韩愈则因此被贬八千里外的潮州。

被贬时，韩愈已在晚年，且体弱多病，又在荒僻之乡，境遇极苦。但他在任中勤于王事，终于职守，去害除弊，安定百姓，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历代潮州官员中，在职仅半年的韩愈不过是来去匆匆的一个，但他在潮州人文史上的影响却是最大的，也是最为潮州百姓爱戴的。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移袁州，次年十一月，又回到长安任职。长庆四年(824)，他因病去世，在长安靖安里私第离开了人世，这一年，他五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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