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戒权的回归，至少向我们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教育不应该成为一门充斥着讨好和迎合的“忽悠学”。

惩戒权的推出，也能够让学生免受不合理的体罚伤害。/《我们的少年时代》剧照

扇耳光、打手板、跪罚、连坐……说起体罚，是多少人的青春之殇。

在小说《哈利·波特》中，反派教授乌姆里奇恢复了学校在中世纪就已经废除的体罚政策，不仅会关学生禁闭，还引入了各种折磨学生的体罚政策。在要求哈利罚抄“I must not tell lies”（我不可以说谎）这句话的时候，让每个字母像刀割般地同步刻在他的手背上。

疼痛，是体罚的核心。/《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对于那些经历过体罚折磨的成年人来说，高压、专断、蛮横的乌姆里奇，就是他们学生时代噩梦的缩影。

今天，随着舆论对体罚的声讨愈发激烈，乌姆里奇这样的残酷教授恐怕早已被魔法界开除工籍。这无疑是一种教育观念的进步，但如今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极端——不仅是体罚，所有的惩戒手段都在陆续退场，在“管不得训不得”的教育模式下，老师们面对行为出格、扰乱纪律的熊孩子束手无策。

高压、专断、蛮横的乌姆里奇，是那些遭受过体罚的孩子们的噩梦缩影。/《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有不少老师调侃，一教室的小皇帝小公主，哪个都不敢得罪。这些自嘲“夹着尾巴做人”的老师们感叹，“教育，进退两难”。

2020年12月29日，教育部官网公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这是我国首次对教师、校方的教育惩戒权做出具体的规定。《规则》指出：“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学校、教师可以在学生存在不服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危险性、侵犯权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

体罚要卷土重来了吗？非也。

体罚要卷土重来了吗？非也。

惩戒权不同于体罚，惩戒权指老师对行为偏离社会规范的学生有“制止、批评”的权利，是让孩子主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主动改正的过程。而体罚是通过制造身体痛苦让孩子被迫服从的过程。

明确的教育惩戒规则，对教师来说是“教育权”的一次重赋；对于学生来说，也能够让他们免受不合理的体罚伤害。

从“不打不成器”的棍棒教育，

到“管不得”的纵容教育

棍棒底下出孝子、黄荆棍儿出好人——中国传统文化里推崇的“棍棒式教育”，让祖祖辈辈的中国人在体罚式教育的“阴影”中长大。

教鞭的前身，戒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私塾先生的标配。/图虫创意

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是中国古代私塾的典型，“严”字当头，罚跪规则明晰，教书先生随身佩戴戒尺，无人敢质疑他的权威。

1953年，中央教育部下发通知，明文规定“废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尽管此后《教师法》等多部法律明确“禁止体罚”，体罚，仍旧是大多数人不可磨灭的青少年记忆。

起源于家长制的棍棒教育，把家长、老师推上了绝对权威的位置，而孩子、学生需要严格遵守等级秩序、服从权力。棍棒教育成本低、见效快，但危害不浅：孩子顺从但也缺乏创新精神，孩子不敢造次但也很有可能患上PTSD。

随着近十年西方鼓励式教育理念的广泛传播，体罚、打骂的教育方式已经被归入了传统糟粕，被棍棒“修理”了数代的中国人，如今终于可以共同“清算”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体罚式教育了。

今天一线城市的孩子们，大多成长于一个讲求平等、提倡沟通的教育环境里，“体罚”对他们来说相当于史前传说。但与此同时，“如何教导行为失范的学生”也成了让教育者为难的话题。

引导、鼓励、口头劝诫无疑是教育者的共识手段，但是除此之外，在学生行为危害他人等特殊情况下，教师可以惩戒学生吗？今天，老师的教育困境常常是，孩子们“管不得骂不得”，个个都是小皇帝、小公主。

小皇帝，你敢动动看？/《熊爸熊孩子》剧照

近几年，学生打老师、家长打老师的极端事件常见于新闻，导致很多一线教师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得罪学生可能会“挨打”。

2018年，安徽蚌埠市，某女老师因未及时回复家长群的微信群消息，遭受家长辱骂和殴打。

2019年，四川眉山市，某初级中学的班主任被学生用砖头击打头部9次，昏迷数月后离世。

2020年，陕西西安，某中学女老师因没收学生手机，遭学生杀害。

四川眉山，某中学生因对老师日常管理不满，持砖砸伤老师。/网传视频截屏

倘若说“报复老师”的例子是被网络放大的极少数个别案例，那么遭到投诉则是老师们日常教学里难以避开的雷区。“老师嘲讽学生遭投诉开除”、“批评学生被家长投诉”、“老师让学生罚抄遭到投诉”……一个很小的不恰当举动就可能会遭到来自家长、校方、教育部门的批评“三连”，弄不好还会自毁前程。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投诉权，制衡了老师的权力，但投诉权的滥用也让我们的公共教育向服务业靠拢——客户不开心，商家就得不遗余力地赔礼道歉，以至于教育的标尺最后成了“息事宁人”。

很多老师感叹，面对行为过火的学生，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保护好自己比断送前途地“育人”更重要。

孩子动辄上吊、自杀的威胁让老师们在惩戒孩子时心神不安。/知乎回答

孩子们脆弱的心灵也是当今的教育困局所在。即使是轻微的批评、罚站，也是万万要不得，稍不留神，孩子就患抑郁症、自闭了。而孩子动辄上吊、自杀的威胁让老师们在惩戒孩子时心神不安，很多老师三思过后，决定还是“放下教鞭，立地成佛”。

在美国教育社会学著作《娇惯的心灵》一书中，作者发现，全社会对青少年的过度保护，让时下的年轻人成为前所未有的“脆弱一代”。这种脆弱体现在“心智的闭塞”，年轻人面对异见、批评，接受无能。

但这样的教育让孩子在长大成人后，难以融入复杂、多元的社会。

在国内，“脆弱综合征”在城市中产家庭中的孩子们更为凸显。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个人可以享受全家六口人的溺爱，零批评、零挫折的教育环境给孩子创造了一个“无菌”的真空环境，所以孩子们一旦遭到老师的批评，就像撞上病毒一般，不堪一击。

全社会对青少年的过度保护，让时下的年轻人成为前所未有的“脆弱一代”。/图书封面

这就是我国时下的教育困境：老师的权威散场，孩子的自尊高涨，看似是给学生创造了更平等、友爱的教育环境，但结果真的对孩子有利吗？当老师们都在教育中“畏首畏尾”、“提心吊胆”，甚至一切都“随他去吧”的时候，孩子们成长中一旦出现严重偏离，后果由谁买单？

答案肯定是孩子自己。

教育惩戒权，

保护了老师又保护了孩子

从令人闻风丧胆的“棍棒打压”到今天“底线坠落”的纵容教育，我们的教育模式似乎是从一个极端划向另一个极端，从一种困境转向另一种困境。而教育惩戒权细则的诞生，就像教育杠杆上的砝码，有助于实现教师和学生双方权利的平衡。

此次的《规则》明确了教育惩戒的尺度，也细化了教惩戒的具体场景。何为行为失范？何为学生“不服从”？它们不再是老师和学校的一家之言，在《规则》中，都有明确的界定。

此次的《规则》明确了教育惩戒的尺度，也细化了教惩戒的具体场景。

教育惩戒尺度的规范，让老师们在必要的时候管理学生有据可依，也让孩子们避免遭受不合理的皮肉之苦。

“一节课堂时间内的课内罚站”保证学生不会遭受过长时间的罚站；老师不得因学生的成绩而惩罚学生，保证教育不为“唯成绩论”服务；而“不允许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让这一代人避免复制上一代人的青春期之“痛”——打手板、扇巴掌等惩罚措施都需要就此断绝。

惩戒扇脸？万万不可。

教育惩戒也被分一般、较重、严重三个等级，根据不同程度的“失范”行为，老师可以从口头点名批评到停课停学，裁量权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划定。

此次试行版的《规则》推出后，有不少网友表示担忧：体罚时代是不是又要卷土重来了？

事实上，惩戒不等于体罚，惩戒指“老师对学生的不当行为有制止、批评和惩戒的权利”，而体罚指“对未成年人身体的责罚，特别是造成疼痛来进行惩罚和教育的行为”。在《规则》中，体罚被明确禁止。

体罚是强者对弱者的控制、欺凌，后患无穷。/Pixabay

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长期体罚会改变孩子的大脑结构，例如会增加孩子的暴力倾向、反社会行为、焦虑症等等；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来看，体罚是强者对弱者的控制、欺凌，不利于帮助孩子在人际关系中建立平等、独立的人格意识。

但是合理的惩戒，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建立良好的行为规范，因为这会让孩子知道，犯错不是零代价的，如果当他的行为伤害到他人的时候，他也需要为此付出代价。

即便是在以“宽松的民主教育”出名的西方，也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没有惩戒、只有鼓励”。要知道，只有鲜花和赞美的教育难免“欺人欺己”，也和鸡汤学无异——治标不治本。

即便在西方，也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没有惩戒、只有鼓励”。/电影 The Guinea Pig剧照

英国、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教育惩戒权都是被法律法规明确保障的。

英国的《2006教育与督学法》增加了教师对“逾规”学生的处置权力，包括课后留校处置、周末留校、停学等，除此之外，老师也有权利没收手机、音乐播放器等影响学生学习和课堂纪律的物品。在美国，“罚站、不许参加课外活动、罚早到校或晚离校、被勒令离开教室”都是合理的惩戒措施，甚至在部分州，体罚也是允许的。

所以教育惩戒并非“中国特色”，在全世界，它都有自己的正当性。

因为当惩戒被从教育中完全剔除，教育就很有可能沦为不负责任的教育。

惩戒权，

难在“戒尺”的尺度

被棍棒教育吓怕的中国网友，如今看到“惩戒”二字还是难免心底犯怵：是不是又是一种变相的服从教育？

体罚已然“人人喊打”，但这些年，新闻中却不乏骇人听闻的教育体罚事件。

豫章书院前学员在接受采访中，回忆起学校触目惊心的体罚教育。/新京报视频截屏

打着传统文化旗号的豫章书院，推行的体罚政策令人毛骨悚然，龙鞭、灌水、囚禁……对于不服管的叛逆孩子，校方用丧心病狂的暴力让他们屈服。虽然豫章书院已经在全民的激烈声讨中倒下，但如今，新一波戒网瘾学校又在遍地开花。

这些戒网瘾学校的背后，都有一群对暴力矫正趋之若鹜的家长们，他们希望孩子们可以跪伏于长幼尊卑的传统文化前，对家长和老师的教导、命令绝对服从。翻看这些叛逆孩子的“病状”，他们可能只是早恋、厌学、沉迷网络。

窦文涛曾在《圆桌派》中指出：“藏在父母心中的控制欲，是家庭最大的灾难。”控制欲，其实是整个教育中的巨大灾难。

控制欲，其实是整个教育中的巨大灾难。/《圆桌派》截屏

这便是此次“惩戒权”提议后部分网友担忧的来源。

一边是大城市不敢管的小皇帝，一边是十八线小镇里部分家长对控制欲的崇拜。对教育手段的意见分化，与地域、阶层都息息相关。传统观念中对于权威、秩序的追求，都可能给“惩戒权”的执行划上一个问号。

此外，因为试行规则给校方留下的自主空间，也让部分网友皱起眉头。

“校规校纪”由校方制定，以及在学生拒不改正的情况下，学校有权根据“校规校纪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惩戒学生。虽然规则中强调了学校在制定校规校纪的时候，应当广泛征求教师、学生和父母等多方意见，但在具体的执行当中，公开、透明、民主的讨论方式耗时耗力，很难被绝对保障。

如果以这种畸形的校规做“标尺”，惩戒权恐怕只会为不合理的规则服务。/新闻视频截屏

这些年，无数的奇葩校规都以“为了孩子”的名义，实行着对学生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操控，从河南某中学的“女德”校规、贵阳某中学的上厕所需带“免厕牌”，到福州某中学禁止男女生直接交流等。如果以这种畸形的校规做“标尺”，惩戒权恐怕只会为不合理的规则服务。

但归根到底，这些问题并不源自惩戒权本身，教育传统中的积弊、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差异，都是教育这个庞大系统中的陈旧“零件”，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撬动。

教育传统中的积弊，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撬动。

惩戒权的回归，至少向我们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教育主体并不能无限向孩子让步，教育不应该成为一门充斥着讨好和迎合的“忽悠学”。

公共教育中，孩子和家长不是客户，因为公共教育是何以成为“人”的学问，而非一门为了捞钱可以“颠倒黑白”的生意。

所以，标尺不能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