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间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田子方》，照道家说，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②在这段文字中，冯友兰先生不仅精确阐发了道家“言愈观”的核心思想，即“不言之言”，而且指出了这种“不言之言”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刻影响，即富于暗示，简淡，空灵，追求神韵，构成了一切中国古典艺术的最高理想。

事实上，庄子自己的作品都是充满了丰富的暗示性的，庄子“汪洋态肆”的文章并不以严格的逻辑论证取胜，相反，庄子是用充满暗示性的寓言故事来隐喻自己的思想。“隐喻”作为一种有限之于无限的表达，使其承载的内容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拓展和延伸，从而使表达自身拥有了极大的可能性。这也正是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徽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庄子的徽文虽然形式上是散文体，但其思想的表达却是诗的，富于深刻的暗示性的。试举(应帝王)中的“混沌之死”为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普。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旧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应帝王》之篇是阐明“为政当无治”的道理的。而“混沌之死”这个窝言恰恰暗示了这个道理。“为者败之”，“无为而无不为”。然而，试想一想，如果这种暗示仅仅意味着一个能指展现一个所指的话，则这种暗示是不成功的，或者说这种暗示的诗意的无穷性是没有得到展现的。事实上，这个窝言所暗示的深邃远没有我们指出的那样明晰简单。庄子这里的“混沌”其实就是“道”的化身，老子在《道德经》中阐释“道”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饱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所以老子之“道”的这种“恍惚窈冥”的状态其实就是庄子这个窝言中的“混沌”，也即最初的“无名”之境。而对七窍的开凿暗示由“混沌”进人“明晰”，由“无名”进人“有名”，名存而道亡，因为“名”是用来别是非的，“是非之彭也，道之所以亏也"(引自庄子《齐物论》)，故“混沌之死”可以说是“道”之消隐的一个绝妙的写照。然而，这个窝言丰富的暗示性决不止于此，我们还可将这种“混沌”之境看作是个人生命的原真状态，一种自然的、随物宛转的自由之境，而对七窍的开凿则破坏了生命的这种自然无知的状态，从而使人远离了自己生命的源头和根本，处于一种不洁和喧嚣之中，从而使人的本性缺损甚至迷失，使人像一面破碎的镜子，不再有从前的莹洁和饱满。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庄子的言意观，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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