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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探讨

编辑:sx_houhong

2014-05-08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

一、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意识的反思

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的文化意识都沉浸在文化激进主义或反传统的状况中。余英时先生在一篇题为《现代儒学的困境》(1988年)的文章里,对现代儒学的境况做出这样一种判断:儒学在现代已经魂不附体,失去其寄身之所而成了一个“游魂”。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也提出他的“博物馆说”,认为儒学已经进入历史,仅仅是一种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正因为它已成为陈列品,才能保存下来。这两个说法,当时在中国学术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多数学者都对儒学的现代命运持一种悲观的态度。

但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发生了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来了解这一点。第一个例子,北大的张颐武教授提出一个说法:对传播中国文化来讲,一万个孔子比不上一个章子怡。此话一出,立即引发了激烈的网络争论,而绝大多数人对之持批评态度。当然,张教授的说法有其自身的语境,我们不去评说。但这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代表这样一个形象或人格标志,开始表示认同。任何一个文化都有代表其文化价值的标志。但是,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却把两千多年自身文化的这一人格标志打倒并踩在脚下。这一争论表明,中国人已开始回归对孔子这一文化人格标志的认同。另一个例子是“于丹热”。这并非一个孤立的现象。近几年,包括儒学在内的古典文化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学术明星。不同类型的明星,代表不同时代的精神取向。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明星。比如,抗战时期的明星就是抗日民族英雄。文革时期的明星,是像王洪文一类的造反派。在我们这个人欲横流、物质享受至上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学术明星,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现象。它说明,经过一百年的思考,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意识正在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的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已经开始觉醒。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对过去有关儒学在现代命运的定位,比如“游魂”说、“博物馆”说这样的结论作一种新的反省。

应该说,余英时和列文森的说法,描述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客观现实,但是,其对此现实所以产生之因缘的分析却未见正确。为什么把儒学比作“游魂”?余英时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分析:传统儒学的特色在于其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只有通过制度化才能落实儒学。传统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存在政教合一、政教不分的状况,这样,儒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制度因此成为儒学在现实中的载体。儒学不是宗教。传统政治制度的解体,使儒学失去了它的寄身之所而成为一种无体的“游魂”。西方宗教的状况便与此不同。西方中世纪也有过宗教干预现实、政教不分的情况。近代以来,政教逐渐分离,宗教回归社会,成为一种社会的、人的精神生活的事务。政教分离以后,宗教保有教会的系统作为自身运行的体制,所以仍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但我们从近年来儒学研究状况的发展变化,可以对儒学的现实意义有新的认识。近年来,民间儒学有兴起的趋势,比如各地书院、精舍、讲堂、义塾、会讲、读经等民间学术组织和活动逐渐兴起,大学里的一些儒学研究也逐渐具有了民间的性质。这样民间性质的儒学,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可见,儒学精神并没有完全在社会生活中失去影响力!为什么中国人的文化意识在短期内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儒学活动一呼百应,在民间会这么快兴起?我的理解是,儒学的根源在民间,核心在教化,它的载体不仅是制度。教化的实行,使儒学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非常深厚的基础。

从历史上讲,文化生命的存在在于其生生不息的创造。这个创造,我概括为两条线:第一条线是“文脉”,每个时代,人们都在不断进行学术、理论的创造。例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儒学,都在创造性地延续着自身的传统,按现代新儒家的说法,叫做“返本开新”。另一条线是“血脉”。血脉表现为社会生活、个体精神生活的历史连续性,表现在社会中“以身体道”的阶层或群体的存在及其教化的作用。传统就是一个活的不断创造的过程。有了这样一个创造的过程,儒学才能真正契合于世道人心从而引领社会生活的方向。

过去儒学的断裂,最严重的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儒学“血脉”的断裂。历史上儒家很重视礼乐的系统和教化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礼乐系统理解为一种“生活的样式”。任何教化的理念本身都不仅是一种理论,而是通过仪式、仪轨、习俗等方式,把自身蕴涵的文化信息带入人的实际活动,从而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教化的作用,影响到个体的人格塑成和生命成就。比如西方人结婚去教堂,与中国人传统家族性的婚礼,拜天地,拜高堂等,其中的文化意义是不同的。再比如过去在农村,堂屋里要供上天地君亲师一类牌位。这种文化意义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样式、礼仪形式汇入我们的精神生命中的。但是,孝道和这些仪式“文革”以后都被当作“封建”的东西连根挖掉。中国原有的生活样式在上个世纪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样传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基础和生命连续性。中国文化在这个层面上发生了断裂,以至于儒学在当代被定位为无体的“游魂”和“博物馆的陈列品”。我们不否认制度作为儒学载体的意义,但儒学的载体不仅仅是制度。西方在近代政教分离后,宗教作为社会和个人精神生活的事务,有独立的空间,能够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关键是因为它有许多信众,可以影响到民众生活。如果信众少,即使有宗教的组织在,也不会成为文化的载体。所以宗教也好,学术也好,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民心,影响生活。所以一种文化理念,它最终的依托在民众生活,而不在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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