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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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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30

过去儒学的断裂,最严重的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儒学“血脉”的断裂。历史上儒家很重视礼乐的系统和教化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礼乐系统理解为一种“生活的样式”。任何教化的理念本身都不仅是一种理论,而是通过仪式、仪轨、习俗等方式,把自身蕴涵的文化信息带入人的实际活动,从而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教化的作用,影响到个体的人格塑成和生命成就。比如西方人结婚去教堂,与中国人传统家族性的婚礼,拜天地,拜高堂等,其中的文化意义是不同的。再比如过去在农村,堂屋里要供上天地君亲师一类牌位。这种文化意义是通过具体的生活样式、礼仪形式汇入我们的精神生命中的。但是,孝道和这些仪式“文革”以后都被当作“封建”的东西连根挖掉。中国原有的生活样式在上个世纪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样传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基础和生命连续性。中国文化在这个层面上发生了断裂,以至于儒学在当代被定位为无体的“游魂”和“博物馆的陈列品”。我们不否认制度作为儒学载体的意义,但儒学的载体不仅仅是制度。西方在近代政教分离后,宗教作为社会和个人精神生活的事务,有独立的空间,能够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关键是因为它有许多信众,可以影响到民众生活。如果信众少,即使有宗教的组织在,也不会成为文化的载体。所以宗教也好,学术也好,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民心,影响生活。所以一种文化理念,它最终的依托在民众生活,而不在制度本身。

中国传统的教化是政教合一的,但这政教合一的基础也是在民间。在先秦,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传统,其影响开始当然是在民间。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逐渐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学始由私学转变为官学。此后的儒学,成为靠意识形态强力推行的东西,逐渐趋于形式化、固定化、教条化,其教化的作用由此亦被弱化了。不过,儒学在成为官方学术后并没有失去其民间性的基础,民间学术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成为消解官方学术意识形态化之僵硬性的一种力量。胡瑗是宋初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民间讲学,学生数千人,后来在朝做官的有几十人,这使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当时的学风产生很大影响。朱子的《四书集注》元代以后成了官方的教典,统治整个学术界、思想界六百年之久。但开始时他的学术也不是官方学说,甚至一度被打成“伪学”,但他自信其学说的正确性,冒着杀头的危险,照样讲学。当时的学者就有这种自由的精神。中国传统学术的根基在民间,民间学术的特点就是“自由”:自由的讲学,自由的讨论,在价值观上自由的选择。一种学术和文化,只有具有了这样自由的精神,才能真正发挥教化的作用。

以前国内哲学界流行一个很不好的观念,这就是所谓的“内化”说。“内化”的意思,就是把外面的东西“化”到个体生命里面来。这个观念大概来源于列宁。列宁有两句著名的话:“先进的思想只能靠灌输”;“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就会变成逻辑的格”。从哲学上说,人的价值观念的挺立要靠自由的选择,而不是外面强加进来的东西。教化的根据在人性。外在的灌输可能使人形成一种习惯,但不合乎人性的单纯外在的灌输,会造成人格的两面化或多面化。文革时有两句话很流行:“把最高指示落实到行动上,融化在血液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就是所谓的“内化”。这种方式,不可能挺立起内在的价值信念,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合理的价值秩序。我们现在强调建立正确的荣辱观,这很必要。人要知荣辱,有羞耻心。孔子讲“知耻而后勇”,孟子讲“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孔孟讲“知耻”,却并不教人什么是“耻”。人都有羞恶之心,羞于做坏事,这是“四端”之一,它根源于人的本性。人反躬内求,良知发现,把这良知本心挺立起来,由它来做决断,无须外在的权威告诉什么是“耻”。人内在的良知显现并挺立起来,自己一念发动处,自然知是知非,知荣知耻;凡事便能“是而是之,非而非之”,随感而应,恰到好处。这是听凭良知、良心的一种自由选择和决断,不是由外面“化”进来的东西。我们多年来道德教育最根本的失误,就根源于这种哲学上的“内化”观念。不是让人反躬内求,依据自己的良知、理性自作抉择,而是根据外在的标准去做判断。民间学术根本的精神就是自由。通过这种自由的讲学、讨论、思考和价值上的自由选择,才能真正把价值基础挺立起来。这种思想、学术和价值才具有教化的作用。把内在的价值基础挺立起来,人整个的存在,由内到外都会发生一种转变或变化,这就是教化。长期以来,我们学术的民间传承断裂了,学术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社会没有了容纳民间学术的独立的空间,真正意义的教化和文化重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不赞成儒学已成为“游魂”这个判断。儒学在历史上有过对制度的依存关系,但儒学教化的根本不在制度。现在看来,传统的断裂和儒学的花果飘零,原因在于我们长时期的反传统,以及社会生活、文化学术长期彻底的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一方面造成文化“血脉”断裂,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脉”的枯竭,文化缺失了它的原创力,而退化为一种单纯的、并且缺乏真实性的历史“知识”。我们并不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我给意识形态下的定义是:“不管是对是错都要坚持的东西”。很多美国人都反对打伊拉克,但一旦决定下来要打,大家都支持总统,这就是意识形态。中国有中国的意识形态,我们也要坚持。但关键是必须把意识形态与文化、学术分开。文化、学术的建设,重在自由的选择和文化生命的历史连续,而不能靠强力的推行和外在的灌输。一个民族要把它内在的价值挺立起来,真正建立起至善的超越基础,就须把两者区分开来。二者的关系是分则两立,合则两伤。

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近年来中国人文化主体意识和认同意识的苏醒,民间学术的兴起,就表明了这一点。儒学本来没有死,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把儒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重建起来,儒学之“魂”乃能附其“体”;同时,中国文化亦才能有其“魂”,从而真正实现它的现代转化。

二、儒学的教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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