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代“知足”之人的处世态度

在“知足”之风影响下，汉代人谦退、处下，远离权势和名利，在处世态度上值得后人学习。

汉初名臣张良帮助刘邦夺取了天下，当刘邦要重重封赏张良的时候，张良却谢绝了刘邦的美意。《史记》卷55《留侯世家》载：“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日：‘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高祖刘邦要封张良三万户，但张良却很谦虚，说自己没什么功劳，出的计策也是碰巧用上了，自己能分封在留县就心满意足了。最后张良被封为留侯，食封万户。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张良对自己的“封万户，位列侯”现状非常“知足”，他晚年曾说自己：“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

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与张良同时代的韩信自恃功高，被封为淮阴侯后，牢骚满腹，好不知足，最后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而张良却淡然处之，非常知足，深得高祖刘邦、吕后的信任和器重，得以善始善终。

汉初的另一名臣萧何，深知盈满招祸的道理，生活上很是知足，为人谦退、做事谨慎。《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汉武帝时期的名臣郑当时，深受道家“知足”思想影响，谦退、处下，廉洁奉公，不治产业，与人为善。《史记》卷120《郑当时列传》载郑当时：“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於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卒后家无余赀财。”

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扬雄，青少年时代曾经跟随道家学者严君平学习，并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不慕名利，不求富贵，安于贫贱，埋头著述。《汉书》卷87《扬雄传》载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贵，不戚戚於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扬雄“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体现了“知足者富”的思想，在基本生活物质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主要追求精神的富有。

扬雄尽管后来到京师做了郎官，但仍“恬于势利”，安于贫贱。“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於势利乃如是……家素贫。”

东汉光武帝刘秀深受道家“知足”思想影响，在施政方针上提倡节俭;减轻田租，减轻刑法，释放奴婢，与民休息。《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载刘秀之语：“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实际上就是按照道家思想施政。光武帝在生活方面很是“知足”，《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序》载：“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身衣大练，色元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扎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上下。……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他所穿“大练”是一种不染色的白绢，其它衣服色彩也很单调;作为皇帝能够做到“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说明他的“知足”已经达到了很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