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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初唐四杰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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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5

有学者撰文说明王勃、杨炯的儒学思想源于关陇儒学和河汾之学。卢照邻、骆宾王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齐鲁之学。朝代的更迭致使统治思想亦产生变革,唐朝的统治者自然摒弃前朝的不良影响,从新的角度发掘儒家思想的内涵,“贞观君臣继承了周、隋以来北方儒学强调的‘王道政治’的理论,并明确标举以‘尧舜周孔之道’为其政治指导思想。”四杰接受的正是这样的儒家思想,这成为他们经世济国、兼济天下的宏图伟愿的根源。

前面说到,命运对初唐四杰十分不公。在表达宏图伟愿的同时他们又有不少抒写内心苦痛的诗文。四杰将怀才不遇的个人感伤与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结合,表现出不卑不亢、白璧无瑕的高风亮节。王勃才高位卑,政治上屡遭挫折,一首《别薛华》将悲凉不幸浓缩字里行间,但他没有停留于此,《采莲曲》以优美的文辞、真挚的情感抒发采莲女对远征丈夫的思念,反映连年征战的社会现实。卢照邻的五言诗《曲池荷》寄寓了他抱才不遇、早年零落的心境,《赠益府群官》透露出个性耿介、不同流合污的品德。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既表现了“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无奈,又坦白了光明磊落的心迹。相对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略早一些的龙朔诗人的利欲熏心、阿谀献媚,初唐四杰以诗文表白心迹,显示其兼济天下、刚正不阿的胸襟品质。

3 初唐四杰的诗文创作

前面分析四杰的人格品德大都是以其创作的诗文为佐证。但初唐四杰对文坛的变革不是完全颠覆性的。“历来认为,初唐文学思想是以对六朝绮靡文风的批判作为起始的,但是,无论是初唐史家还是以‘四杰’为代表的初唐诗人并未完全摆脱六朝文风的影响。”四杰承袭了六朝文体,对于声律对偶等形式因素,四杰并未排斥。真正为他们所不屑的,是内容贫乏格调萎靡的馆阁体诗风。四杰继承前代文体而批判前代文风。

无论是王勃的《滕王阁序》还是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都是对仗工整、文才华丽的骈文典范。《滕王阁序》用典繁多而贴切达意,《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挥洒自如而通畅易晓,两文都摆脱了齐梁以来骈文碓砌辞藻的弊病。初唐四杰对于骈文并不是一概否定,好的文学样式应该在有才华的人手中大放异彩,而不应落入平庸之辈,成为一堆无意义的华丽辞藻的堆砌。这正是王勃等人既否定前代文人,同时自己的创作又颇为讲求形式技巧的原因所在。

此外,初唐四杰因所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一直希望能跻身上层。所以尽管他们有高洁的品德,但对朝廷的态度还是以雅颂为主。这种雅颂建立在经世济国、兼济天下的思想基础上,言之有物,以理服人。这和龙朔诗人舍道弃儒后的献媚和娱上有本质的区别。正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所批评的“骨气都尽,刚健不闻”,“一方面是指龙朔文人由于为文绮碎、雕刻而导致形式上的柔弱无骨、缺乏感情的力度,另一方面则指龙朔文士由于轻儒弃道而导致人格上的柔媚无骨。”初唐四杰对当时文风的批判可见一斑。

总之,初唐四杰无论人格品德还是创作实践都给初唐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们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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