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个体存在的思索的中心则是个体存在于宇宙间的意义，这与儒家注重个体存在要在现世中实现社会价值不同，庄子并不看重人在现世中的社会价值。《应帝王》一篇中说，“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近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应，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10社会评价系统中普遍占据重要意义的“名”、“谋”、“事”、“知”，在庄子看来都是对个体存在的一种伤害。在《应帝王》中，著名的“混沌凿七窍”的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的理性开发就是人的自然天性的丧失，人的欲望萌动，就是人的自然天性的沦丧，所谓“人之不能有天，性也。”11(《山木》)正是指这种被儒家思想称为根本的“人性”，而“人性”的产生恰恰就断送了“天性”。因而庄子要求“至人”不应当像儒者们所说的那样，心中存有种种对人性、是非利弊和道德伦理的判断，并以此来期待获得“他者”的认同和赞许。在庄子看来，心中存在是非利弊、道德伦理的标准的人都不能称为至人。而要想成为至人就要做到“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帝王》)，要做到像镜子一样，能够映照万物之形而又不存在万物之形，既不主动逢迎、又不有意逃避，应物而不累于物，知智而不系于智。而庄子提出这些要求的原因即是“人与天一也”12(《山木》)，天即自然，人亦自然，任何束缚人的理智和情感的行为都是对自然的戕害。在《至乐》篇中庄子讲了一个海鸟的寓言故事来说明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然和自由的，这就如同鸟需要生活在深林，鱼需要畅游在江湖一样。《至乐》篇中，有这样一只普通的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13接受了如此高规格的礼节款待的海鸟，最后的结局却是“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人也是如此，在那个充满为难困惑的社会中，人的天性被不断遮蔽和损害，失去了绝对的自由，而庄子就是要告诉我们：人之禀受于天的，就是一个自然而自由的存在，而要实现这一存在的价值必须获得精神的自由。因为个体存在的意义正在于精神的自由。这是庄子一再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