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和谐与信任

儒家交往传统强调追求和谐是人类最高的价值取向。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特别讲求和谐，提倡“和为贵”，视和谐为人际关系中的理想状态，把和谐作为现实人际关系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和”最初的含义是不同东西结合达到的平衡，有别于“同”。它意味着允许不同个性和对立面共同存在。这一点体现在《论语•子路》中孔子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语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这种“和谐”理念，古代中国人从孩提时代就被灌输“守规矩”，人际交往必须谦卑有礼，凡是须做到中庸，对自己有所约束。讲“信用”确乎是儒家交往的一个特点，也是优点。儒家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基本的人伦，规范着人与人的关系。

(四)人情化色彩浓郁

儒家文化为人际关系抹上了浓郁的人情化色彩。“人情”是人际关系的纽带，是人际关系的“粘合剂”。《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恐怕是对“人情”的最原始的界定。前面论述儒家交往的一大特征：重人伦，讲亲缘，这种人伦关系，亲缘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人情化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古代中国人际关系中的“人情”逃脱不了血缘关系的閾界。人情明显体现亲缘的特征。“人情”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面子”，而“面子”则构成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一个重要因子。它具体地调整着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调节器”。故此，“爱面子”是古代中国人内在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在人际交往中特被注重的方面。人情化交往在人与人关系上蕴含着温情脉脉的因子，使中国社会充满人情味。

二、交往伦理理论和实践中的缺陷

(一)保守狭隘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依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支撑和维系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自然经济本身即因为无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交往而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特征。求安求稳的生活价值导向，必然使人们形成封闭、保守的行为方式与处世心理，从而造成一种安于现状、老守田园的生存模式。人们所向往的只是衣食无忧，平平安安地生活，而不愿离开自己所熟悉的家园、土地和家族等生活圈子，在“外面的世界”进行广泛的交往。在“见闻不出乡里，交往至于四邻”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只能形成保守、封闭的交往观念。人们生活在相当狭小而又孤立的环境中，导致日常生活主体的交往范围如此之小，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以外，赶集差不多是多数人平常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机会与手段，并且，由于封建家族组织内部结构的封闭性，也使得人们的日常交往范围狭小而固定，家族之外的日常交往活动则少之又少，加之中国传统日常交往活动又主要是凭借家族血缘亲情来维系的一种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群体性生活方式，便会使人们难以突破聚村而居、聚族而居的区域界限而进行自由的交往，从而最终形成日常交往关系的保守狭隘性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