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结构主义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存的状况促使西方现代美学的转型，因为如果美学继续保持康德式的精英意识，漠视后现代的生存状况，那么最终会走向自言自语的边缘，所以从中国古典获取了整一体验式的理论资源;而中国现代美学为了适应启蒙、政治等需要，也不得不以西方资源武装自身无奈的灵魂。所以，美学必须保持阐释审美实践和人类生存的有效性，才能不断前行。二、美学话语空间中的双重张力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构筑的“交互转换”话语空间赋予了中国现代美学以独特的多维色彩，在经历意识形态美学和“美学热”之后，新时期的美学家们对“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进行反思，一方面，重新发掘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话语资源，树立民族本土的理论自信;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的“启蒙现代性”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工业文明深刻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中国的学科体制已经构成了当前系统化、逻辑化的场景，再次回归前工业时代的古典文明语境已不复可能。所以，必须在已有的话语资源基础之上继续整合中西美学资源，使美学既有明确的学科建构与自律话语，同时又能够有效阐释审美实践与艺术经验，进而通达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全方位构建有“美”有“学”的民族化、普世性现代美学，则是每一位学者的目标。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不仅给予我们理论启示，其本身仍然也是极具张力的存在。其实我们深入探究这一空间话语之时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状况：它们当中有时间上的差距。中国在20世纪初所接受的西方美学思想更多的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认识论美学，也可称之为现代主义美学，其逻辑与思维模式主要是西方古典时期以来的学科逻辑与理性思维，从时间上来看大致是20世纪中期以前;而对于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阐释学美学以及中国后现代主义美学话语的接受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我们对于此类“非理性转向”美学似乎是采取“平行接受”的方式，因为当时我国正处在美学第二次转型和第三次转型阶段，美学方法论、主体性探讨、审美独立的讨论如火如荼，对于形象思维和“手稿”的再次发掘似乎使美学家们找到了思想解放和反观政治的文化立场。“主体性”的狂欢使得我们对西方同时期的后学资源只是进行引介，并没有将其渗入到美学体系与美学论争之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后实践美学时期，生命美学、主体间性等带有中国反思色彩的现代美学才真正消解了狂热引进的场景，真正从建构与融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美学资源。可以说，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现代美学一直处在“赶超”西方美学的尴尬处境中，从学科化、逻辑化的建构、到主体性美学的张扬，再到当代后实践美学的整合，蓦然回首，发现西方美学正在向我们曾经放弃的古典美学靠拢，这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现在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失落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和西方现代美学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恰恰是中国现代美学价值重塑和发展的机遇。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给中国当代美学带来了发展的张力，西方美学经历的过于膨胀的理性主体之后，转向了对感性生命的关注和审美经验的话语言说，并试图以此来适应学科互涉和文化研究的巍巍景观;而中国面临的同样是意识形态话语松动之后面对文化浪潮的美学有效性问题，所以，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在经历了时间上错位的“交互转换”，终于在21世纪找到了互补协调发展的双重维度。维度之一是现象直观与感兴妙悟的美学话语。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和美学思潮，发端并兴盛于20世纪中叶，“迄今已成为最有影响、在中国美学界运用最多的一种观念与思潮。”[17]无论是生命美学、生态美学、生存美学、体验美学、空间美学等等都从思维方法、美学观念和审视态度上获得资源。

现象学主要是破除二元式的思维模式，以一元式的视角进行美学研究，“这种美学的意向性活动逻辑或对象化逻辑把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实现审美的意向性、双向对象化，凸显出美学的逻辑过程的特征”[18]；其主要方法是“本质直观”，途径是“感性体验”。这些对于中国美学界而言也许并不是很稀有的理论，但是在西方二元论的基本思维模式之中确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胡塞尔就曾自豪地宣称，“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4]22本质直观是现象学美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它又有“悬置”和“先验还原”两个相关理论。在胡塞尔看来，从康德和叔本华一线下来的有着先验矛盾的主体能够认知绝对必然性的世界与知识是极大的悖论，为了克服矛盾，经验的自我主体必须把已有的知识“加上括号”，进行“悬置”，“根据显现与显现物之间本质的相互关系，现象实际上叫做显现物，但首先用来表示显现本身，表示主观现象。”[4]8胡塞尔通过本质直观通达“纯粹现象”，而“现象即本质”，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由笛卡尔和康德美学奠定的“主体中心”地位。在意向性的联结下，“我”与“他者”是互为主体，共享现象世界的关系。这一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又称为“主体间性”，成为存在论美学转变的关键。“现象学的直观与纯粹的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19]胡塞尔的哲学现象学开创的思维方式和一元话语深刻影响了萨特、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杜夫海纳的美学现象学以及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等等，并随后扩展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接受美学的领域。其实，现象学的兴盛并不仅仅是哲学美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商品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类科技启蒙理性的不断膨胀引发了一系列的资源、环境、信仰和生态的问题，人性最终被“异化”成为对物的纯粹占有，人与自然的源初和谐关系也被破坏。二元对立视域中的主体膨胀忘却了本真“存在”的使命，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在海德格尔这里成为“存在”，并成为超越二元对立体系的哲学本体。人、神、天空、大地等共同构成了“诗意地栖居”的“四重性整体”，而艺术与诗意正是对存在的澄明和去蔽，诗的本性是真理的建立，真理的诗性投射把真理自身融入作品。“艺术使真理起源，在作品中，创建保藏的艺术是跃向在之者的真理的原动力。通过这种飞跃，而使某种事物诞生，并在其本质的来源处将事物引向在之中，这就是本源一词的含义。”[20]对于中国古典美学而言，以艺术和审美介入生活，提升生命的境界，以“妙悟”的直觉观审通达美学至境则是耳熟能详。如果说“神思”还只是心与物在想象中的往复周旋，并没有达到完全合一的纯粹至境;而对于妙悟而言，则是消除心物、主客的一切界限，无物无心而又皆神皆意，通达无所不在的自由境界;一切都是主体，一切又都是复归于源初自然的状态：“无边草木悉妙药，一切禽鸟皆能言。化身八万四千臂，神通转物如乾坤;山河大地悉自说，是身口意初不喧。世间何事无妙理，悟处不独非风幡。”[21]也正如严羽所论述：“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22]所以，面对后实践美学或是新实践美学的建构，现象学和妙悟的美学路径是研究的必须。一方面新世纪的美学需要实现在“后现代”破碎颠覆的语境中实现生命本体的完整体验，另一方面美学沿着“交互转换”的路径走到当前的理论取向也是内在必然，一元式、体验式、直观式的美学话语不仅与西方存在主义、空间转向等理论相通约，更是与中国的古典美学、当代生命美学、主体间性美学、生态美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中西美学以现象学美学实现美学未来发展道路的“殊途同归”，将实现对主体内在生命的终极关怀，这也在极大程度上使美学以审美感性的力量介入当下的审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