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把“玄武”视为司命之神、北方之神、水神等加以崇拜的。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为避讳改称“玄武”为“真武”。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封“真武”为“灵应真君”。自此，“玄武”由“四象”、”龟蛇”等自然之神正式上升为道教神将等人格之神，并常受玉帝、太上老君、紫微大帝遣派下界收断妖魔。这在《武当福总真集》《玄天上帝启圣录》《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等宋代道经中多次被提及。随着“真武”神格的提升，其伦理功能日渐强化。笔者认为“真武”神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伦理功能：(1)录善罚恶。“真武”神明察秋毫、录善罚恶，它告诫人们：举头三尺有神灵!不应妄做邪念，而应克己节欲、广积阴德，众善奉行、诸恶莫做。(2)奉劝诚信。“真武”是司命之神，又是“治世福神”，掌管着人们的生死寿天、吉凶祸福等。人们若向往长寿不老、荣华富贵，就应诚实守信并虔诚供奉“真武”神，以祈求它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愿望。(3)提倡孝道。“真武”神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和《玄帝报恩圣号》的教义以及武当山父母殿的建筑文化之中。

道教与风水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民间的看阳宅风水、相墓、镇宅驱邪等活动，多由道士来承担，如明代武当山道士张三丰、丘玄清、孙碧云等都是著名的风水大师。道教建筑作为道士布道传教、供奉、祭祀神仙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场所，不仅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其建筑设计也深深打上“风水”的烙印。由于明代风水学盛行，明成祖在大修武当山时，便十分重视武当道教建筑的风水问题。同时，风水学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也颇深，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武当山道教建筑的风水格局，深刻体现出“君权神授”、“皇权至上”和森严的儒家宗法等级伦理观念。主要表现在：第一，武当道教建筑风水格局体现宗法观念。“武当道教建筑的选址宏观风水格局是：武当山祖山为昆仑山，少祖山是昆仑山的支脉大巴山脉;案山是大别山脉，左面的青龙山是高大巍峨的秦岭山脉，右面的白虎山是重峦叠嶂的大巴山脉。”古人认为昆仑山是天地的支柱，故以昆仑山为众山之宗。从昆仑山，经大巴山脉，至武当山，可谓龙脉深远，因此武当山的建筑选址正是宗法等级伦理观念的体现。第二，武当道教建筑风水格局体现君臣观念。如紫霄宫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格局，对紫霄宫呈“众星捧月”之势。紫霄宫前有大、小宝珠峰，为紫霄宫的案山;其再远处又有福地、照壁、三公、五老诸峰，为紫霄宫的朝山，这样朝拱之山形成，对紫霄宫呈朝拜之势，体现出“皇权至上”的观念。

综上所述，武当道教的伦理思想，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同时又自成体系、特点鲜明。这种神化了的伦理思想所产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它历久不衰，对净化人们的心灵、协调人际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独特的作用，对我国当前的伦理道德建设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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