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论者常深思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要更强调公平、更重视效率还是公平与效率兼顾才真正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国外，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效率优先，持这种政策的国家为追逐利润，片面注重效率，结果却拉大了贫富差距，造成了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而国家干预主义者则主张公平优先，持这种政策的国家建构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保障了公平的优先地位，结果却削弱了人们的工作热情，造成效率低下的社会现象。介于二者之间的则是以奥肯为代表的效率与公平并重主张，这是汲取公平与效率片面发展的教训而出现的。在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片面强调分配公平的“吃大锅饭”现象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针，再到现在的效率与公平“并进”政策，在努力探索公平与效率辩证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如下的五种不同观点。

(一)“公平效率交替”论

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对立的，其作用是交替的，偏重效率必然会丧失社会公平，强调公平则必然降低效率，因为效率的提高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而片面追求公平会降低效率。“人们不应幻想：既获取高效率，又不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公。”“过高的福利和过高的工资是造成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失业率急剧增长的原因，从而导致经济衰退。”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交替论的错误，在于把“公平”片面地理解为收入分配或财产分配的均等，从而扭曲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于把不公平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不公平等同起来，从奴隶社会的不公平的社会分工提高了效率的正确前提而错误地得出结论，说社会分工的不公平提高了效率。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

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在经济生活中，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充分保障经济主体的自由竞争权和机会均等，把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水平摆在优先位置，同时在政府主持的第二次分配时既要注重效率，又要注重收入分配的合理协调，不要造成贫富悬殊，不要使个人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财产分配差距过大。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持这种观点，认为“只有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让生产要素供给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让每个生产要素供给者有更高的投入产出之比，公平才有实现的可能，丰富的产品和劳务供给是靠高效率形成的。效率低下，产品和劳务的供给不足，无论怎样在公平的实现方面作出努力，效果总是不理想的”。

对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多数论者肯定了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认为这一发展战略有利于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利于消解绝对平均主义分配观，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充分肯定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不少论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策略是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绝对平均主义而实行的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这种长期的矫枉过正会出现新的偏差，如忽视社会公平、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弱化、忽略政府应尽的责任、颠倒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与发展的基本手段、基本途径的关系等，所以应与时俱进地发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理论。也有论者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理论上把公平等同于平等而割裂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把效率看作发展的目的而颠倒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把效率等同于生产力范畴把公平等同于生产关系范畴而混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在实践上导致了社会分配不公和影响社会安定等负面效应，从而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加强政府的调节职能的观念相违背，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应该淡出，应更加突出强调公平的地位。还有论者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时代局限性日益凸显，基于此，应该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兼顾结果平等。因为，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效率与公平属于同一序列，而且效率与平等是公平的应有之义，是公平的两个不同维度。甚至还有论者呼吁公平优先，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新阶段的战略目标不相适应，会导致伦理上的困境即公平的缺失。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呈现出交互优先的动态关系。在新阶段，只有公平优先，追求效率才更能体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更能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公平优先”论

持此观点的一些论者认为，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应把公平摆在优先的地位。因为，第一，只有把公平放在优先地位，才能体现出社会对人人机会均等这一天赋权利的尊重;第二，公平优先，更加突出了政府的调节职能，从而更有利于减少社会的不协调;第三，公平优先，有助于减少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差距，更有利于社会稳定;第四，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社会公平更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