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杨认为科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克服科学和社会的两分，解决内在论和外在论之间的争论。受雷蒙•威廉斯(Ramond Williams)文化研究的启发，他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认为必须摒弃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单向的和线性的决定模式，而应该充分研究社会经济因素和科学理论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进而提出某种关于社会经济因素和思想生活之间的媒介理论。他认为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对于观念本身以及这些观念是如何制度化的，两者都要重视，不能只是关注前者。研究这些观念时，必须注意它们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分析它们是如何维持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并使其合法化的。[17]简而言之，就是要在历史的研究中侧重分析科学思想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

从1969年到1980之间，罗伯特•杨发表了六篇关于达尔文、进化论和科学史学的文章，充分展现了他的激进的史学思想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在1985年，这些文章合集为《达尔文的隐喻》(Darwin’s Metaphor: Nature’s Place in Victorian Culture)一书出版。通过这些文章，罗伯特•杨叙述了一场在维多利亚时期展开的关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man’s place in nature)的争论，它涉及到了关于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马尔萨斯人口论、自由放任主义、功利主义、自然神学、社会政治改革的种种讨论，而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关于进化论的争论只是它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讨论共同构成了一个“自然化”(naturalism)和“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达尔文自然选择式的进化论挑战了人在世界中的特殊地位，把人类降到了与自然中其他动物相等同的位置;地质学则把地球以及动植物种的产生都看作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上帝创造的结果;自然定律开始被运用于人类社会，灾荒、瘟疫、战争和死亡被马尔萨斯看作像科学定律一样在调节人口增长中发挥作用。罗伯特•杨进而指出当时的英国正在从田园式的、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的、激烈竞争的工业社会转型，新兴的中等阶级也开始和旧贵族们争夺文化上的霸权，与此相应，由国教教士所掌控的旧意识形态自然神学也就逐渐地为新的意识形态进化论所取代。[18]

对于以前的进化论思想史研究感到棘手的那个问题，既为什么是达尔文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为什么是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的问题，罗伯特•杨也初步给出了解释，并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指引了方向。在“马尔萨斯和进化论者们：生物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共同语境”(Malthus and the evolutionists: the common context of biological and social theory，1969年)一文中，他通过构建生物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相互交织的共同语境，叙述了从“和谐的自然”向“斗争的自然”的思想转变，从而揭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之间的联系。而在“达尔文的隐喻：自然选择吗?”(Darwin’s metaphor: does nature select?,1971年)一文中，他讨论了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之间的类比在达尔文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对达尔文进化论在思想界中传播的影响，表明了当时的科学、自然神学和哲学之间的相互构成的关系。

罗伯特•杨对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史的许多论述，现在已经成了科学史学家普遍接受的历史常识，而他的许多猜想也由后来的历史学家作了仔细的研究。例如，科学史中的胜败双方都曾对科学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所以要重视非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家;要分析自然神学和科学思想之间的共生关系，不能简单地把它们描述为真理与谬误之间绝对的对立;应该研究颅相学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考察进化论在普通大众中的接受和传播等等。许多目前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科学史的重要学者，像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伯纳德•莱特曼(Bernard Lightman)、彼得•鲍勒(Peter Bowler)、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罗杰•库特(Roger Cooter)等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他的影响。[19]而且罗伯特•杨的影响并不局限在19世纪的科学史研究，研究其他时期科学史的史学家们也纷纷效仿他的研究方式。科学史学家们未必同意罗伯特•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但大都认可了他强调科学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的史学思想和方法。正如约翰•格林所说：“近些年来，科学史更多地转向了由罗伯特•杨激动人心的文章所指引的方向，重视考察科学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而不是那些由库恩和吉利斯俾所建议的方向。”[20]

三

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美史学界开始借鉴人类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而不再把社会学作为主要借鉴的研究方法，女性史、性别史和文化史逐渐替代了社会史成为主流，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21]与此同时，在科学史中也发生着相类似的变化。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新的思潮涌入科学史之中，科学史的研究领域被重新划分，以往确立的历史事实受到了质疑，曾经的历史结论一再被解构，过去处于边缘的研究开始进入科学史研究的中心地带。科学史研究的语境变得更为丰富多样，出现了像阶级语境、性别语境、帝国主义语境、语言学语境等诸多新的研究方向。对于进化论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把达尔文放到了诸多不同语境的显微镜下作一番考察，另一方面就是重视对非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家像拉马克、钱伯斯等人的研究。

然而随着对达尔文的语境研究越来越深入细化，以及逐渐复原了其他进化论思想家在历史中的地位，科学史学家却发现诸多不同语境下的研究彼此之间难免有冲突，要想把它们统一起来，构成一致完整的历史叙述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处境下，人物传记的历史写法又重新受到重视，科学史学家们发现它不失为一种把科学融入文化背景的好方法，可以在对科学家一生的描述中，将种种不同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考察它们与科学之间的互动。[22]阿德里安•德斯蒙德(Adrian Desmond)和詹姆斯•穆尔合著的《达尔文传》(Darwin)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本。作者在对达尔文一生的详尽叙述中，把他和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植根于英国文化之中，刻画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23]

从诺拉•巴洛(Nora Barlow)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编辑达尔文的著作，对达尔文和进化论史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七十余年，这期间如何解释和评价达尔文的工作，怎么写进化论史，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的科学史学家已经不再受现代生物学家的影响，简单地围绕着达尔文来叙述进化论史。达尔文不再有以往科学革命伟人的形象，那场达尔文革命也被质疑是否曾经发生过。而进化论的思想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与当时的神学和哲学紧密交织在一起。为了考察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部分之间的联系，科学史学家分离出一个又一个的语境来，对越来越细微的事件知道的越来越多，然而整体的历史图景却因此变得模糊。语境论的科学史研究使达尔文和进化论日益丰富多样，但也让人做出某种评价和概括更为困难。也许这正是历史的意义所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人对过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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