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主义的第二个基本柱石就是自从俄国革命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至少在欧洲，只有一种充分就业和社会改良的政策才能抑制这种共产主义的进军。但是现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自从柏林墙倒塌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把恐惧给忘了。而且情况表明，在80、90年代大规模群众性失业似乎失去了以前能够促使政治激进化的推动力量。”

“1945年以后，改良主义证明，特别是充分就业政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是十分必要的。如凯恩斯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这是改良主义的第三个柱石。不仅社会民主党政府，当时所有政府都推行同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社会稳定，而且还使资本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空前的经济繁荣。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改良政策已经再也不能如此成功了。这使得许多政府重新信仰原始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自70年代以来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国民经济理论四处蔓延。对于这个学派的理论来说，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国家的社会福利划拨是阻碍自由市场、阻碍最大限度利润和经济增长的障碍。所以这种意识形态声称，最好应废除一切普遍福利。现在用‘自然失业率’的教条取代了充分就业政策。”(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21、22页。)

霍布斯鲍姆谈论的前两个改良主义柱石涉及到阶级力量的对比，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的萎缩，一个是国际力量对比，苏联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是导致西方资产阶级从让步政策转向反攻倒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要背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改良主义第三个柱石，即充分就业政策的瓦解，应该说这是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危机的结果。他还谈到全球化，认为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失败的“还有民族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撤退。工人运动始终镶嵌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镶嵌在国家控制的混合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的框架之内。没有民族国家，工人运动、工人政党就失去了它们强大的政治武器。直到现在，工人运动，尽管在理论上大讲国际主义，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成功地使自己的活动摆脱纯粹民族国家的框架。他们今天必须要学会国际主义。”(注：于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时代的形势》，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年德文版，第22页。)

失衡的阶级力量对比

新科技产业革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至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是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政治、包括欧洲政治持续向右转的根本原因。其中最大的事件就是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当然，这中间有一点缓冲，比如90年代中期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再度上台执政，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从根本上说，这个“第三条道路”体现了社会民主党人向右转，民主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还有此前一段时期共产党人的社会民主党化，都是政治向右转的具体标志。

如前所说，这种政治右转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失衡。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这种失衡更是变本加厉。很多学者引用了非常生动的比喻和事例来描述在当前所谓后工业社会、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中新的阶级分化的严重局面。例如美国左派学者罗伯特•赖克引述了一家美国大型航空公司的布告通知，通知宣布在飞机座位安排方面明显拉大了头等舱和普通舱之间的距离，赖克认为，飞机座位的空间变化可以看作是对于新经济中社会结构变化的图示说明。“在美国，富人的数量不断增长，市场要对此做出反应，为他们创造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服务，这些空间与服务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就像一百年前古老的金融贵族一样，他们正在用过度奢侈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新的富人是一些由生意人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精英，他们处在不停的运动中。从事投资活动的银行家、忙于飞机旅行的高级律师、拥有巨额收入的企业主、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商人、消遣娱乐工业的大牌明星，这些人都有很多钱，但是没有时间。在这种新经济中，中间阶级被压扁了，有时真成了被压在中间的阶级。在飞机中，前面座位的空间得到扩展，中间的、后排的座位行距缩小，座位之间的横向距离也在减少。就像房地产的价格步步攀升，中间阶级正在从城市中被排挤出去一样。”(注：《纽约时报》1998年4月5日。)

新的精英不仅赢得更多空间，而且还赢得人们的更多关注。这特别包括个人的舒适安逸。他们被按摩师、理疗医师、咨询顾问、设计规划人员、美术设计人员伺候得舒舒服服。受到排挤的中间等级越来越少地问津个人服务行业，因为这种服务对于他们实在是过分昂贵。赖克认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近几年创造的几百万涉及个人服务的劳动岗位，多数是为了伺候和照顾这些新精英的，这些劳动岗位为中间阶级所承担，他们是坐在飞机的后边，被排挤出城市的人们。“工业化曾经创造了一个销售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的大规模市场和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业，由此创造了一个广泛的中间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伟大成果。他们使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变得更加强大。而现在的新经济，看样子似乎正在把我们引入一种新型的社会分裂。”(注：《纽约时报》1998年4月5日。)

西欧的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全球阶级，他们将是明天的统治阶级。在描述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一个受排挤的中间阶级的命运的时候，达伦多夫使用了摩天大楼的比喻。他描述说：在最上面的一层居住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大都从新经济与新技术的成果中获得好处，无论他们是在经济界、学术界、或者消遣娱乐行业工作，他们的共同性在于不停地乘坐飞机在全球大城市之间飞来飞去。这些充满活力的精英不仅被人描述为一些特别灵活、特别具有创造精神、具有主动性的人，而且，由于他们对于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也是特别乐观的。而住在中间楼层的人们感到自己受到如下一种阴暗前景的压迫，他们将失去自己在这座社会大厦中的劳动岗位和位置，还有数量越来越多的人还没有走进大厦的人口，这些人还在大街上，确实是无家可归，或者栖身大城市的贫民区。(注：拉尔夫•达伦多夫：“全球阶级与新的不平等”，《默库尔杂志》2000年11月号。)

在全球化的辩论中，许多学者特别是左派学者提出，伴随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以及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阶级阶层分化。美国左派学者莱斯特•瑟罗曾经预言说，全球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地震和经济上的火山爆发。他认为，一种新型流氓无产阶级将会成长起来，他们在资本主义中将毫无立锥之地，此外，还将出现一个“知识劳动者阶级”，他们将获得财富和权力——他们是未来的精英。(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美国学者威廉•罗伯逊、杰里•哈里斯在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则用批判的口吻说，这些精英已经构成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他们说，“这一跨国资本家阶级是全球统治阶级，它控制着形成中的跨国国家机构和全球决策。这一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建构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集团;这是一个新的霸权集团，它由全世界包括北方发达国家、以及南方国家中统治阶级内占主导地位的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势力组成。具体地说，就是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统治政党内的主要势力、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以及北南国家的国家领导人组成。这一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是由新的全球化资本增殖和生产结构所决定的。”

“跨国商业和政治精英80年代初出现于世界舞台的时候，他们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要通过那些经过改造的多国和一国机构来建设和操纵一种全球性的经济。”“跨国资本家阶级正是通过这些全球机构企图成为一个新的全球资本主义霸权集团。”(注：威廉•罗宾逊、杰里•哈里斯：“正在形成的全球统治阶级：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2000年春季号，64卷第1期。)

世界政治的私有化

在全球化的讨论中，近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命题：世界政治的私有化。这个命题进一步体现了世界政治向右倾斜的发展趋势。

西欧学者最先提出“世界政治私有化”的理论概念，他们认为，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开吸收私人活动主体参加，让它们参与世界政治的讨论与决策进程。很多私人公司组成了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在会议上宣传利用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解决生态问题。“自从里约热内卢高级峰会以来，世界政治再也不仅仅是单纯由政府和国际组织所代表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私人活动主体，无论是在世界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还是在这些政策的实践贯彻过程中，都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这次会议成为世界政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注：哈特维希•胡梅尔：“世界政治的私有化——发展趋势、活动空间与替代选择”，收入坦亚•布吕尔、托比亚斯•戴比尔、布里吉特•哈姆、哈特维希•胡梅尔等主编：《世界政治私有化，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非国家化与商业化》，波恩：狄茨出版社2001年德文版。)所谓世界政治私有化，就是指世界政治的商业化和非国家化，也就是说，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这些私人活动主体在很多方面已经承担起原来由民族国家政府所承担的任务。

私人活动主体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跨国政治思想库，例如罗马俱乐部、三边委员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确定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方面的重要作用。大型的媒体康采恩，如CNN的新闻报道可以引发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私人经济评估咨询机构对于各国经济形势的评价可以直接影响世界金融的流动，他们的错误评估往往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崩溃。私人活动主体甚至渗透到国家任务的核心领域，如保障公共安全，这本来是国家最基本的任务，现在已经部分地由私人雇佣的保安人员和士兵负责担任。私人武装军队的出现和发展，跨国军火交易，跨国恐怖主义网络，这些都是武装力量非国家化的具体体现。甚至联合国也要向私人活动主体、跨国康采恩筹措经费。1997年美国最大的媒体大王特德•特纳宣布，它要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这笔钱相当于美国拖欠这个世界组织债务的2/3，这位出手大方的亿万富翁要以他的赠款与共和党人占据优势的美国国会对联合国的封锁政策进行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希望联合国机构与跨国康采恩在一个全球契约框架内建立起伙伴关系，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人们指责这是要把联合国拍卖给私人出资者。特别是当联合国组织要和那些军火工业康采恩、那些破坏人权、严重污染环境的跨国公司建立联盟的时候，这种批评特别强烈。

原则上可以划分出两种私人活动主体，一种是从事经济经营活动的私人公司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另一种是作为市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两种私人活动主体遵循各自不同的行动逻辑。公司企业是以成本收益的考虑、盈利期望为活动基础的。非政府组织依靠的是自愿热情投入，丝毫没有盈利的打算。

导致世界政治私有化的背景十分复杂，总体看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在20世纪，世界政治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私人活动主体参与世界政治提供了机会和空间。最初的世界政治概念指的是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和，或者夸张地说，是一个大国为了实现世界统治而推行的对外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被称为全球政策。那个时候，所谓政治就是指民族国家政府的政策。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表明，必须要有一种超然于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世界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宣布了民族自决权，帝国主义、殖民帝国失去了它们的合法性。国际联盟和它的后继组织联合国，尽管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们实行了一种制度化的调节性的国际合作，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确立了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1948年关于普遍人权的声明宣布所有人原则上都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力，从而把人权问题纳入世界政治范畴，自从里约热内卢高级峰会以后，可持续发展原则也开始属于世界政治所关心的范畴。现在的世界政治再也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权力和政策，而是意味着在解决全球问题的意义上、具有全球约束力的、面向全球的政策。

其次，它是与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新自由主义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它要把一切都推向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合理化，所以出现了世界政治的商业化。而世界政治的私有化与新自由主义积极倡导的经济私有化完全一脉相承，就是要鼓励私人活动主体的积极主动性，鼓励个人的创业精神，减少国家的干预活动，缩小国家的活动领域。而跨国公司正是新自由主义所依赖、所积极鼓励的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