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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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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6

下面具体分析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

第一,“启蒙精神”是否走向了神话和迷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哲学理性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导致了对人的全面束缚,科学技术影响着社会和人的存在和发展,人在科学技术面前表现出受制约的态势,尤其是二战中原子弹的研制和使用,更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向了极端,它成了人类最大最可怕的敌人;哲学理性对阿那克萨哥拉“努斯”(心灵)的不断发展,却导致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的产生,奥斯维辛集中营灭绝人性的恐怖,令人想来犹然生惧;现代西方社会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却带来了普遍的异化。哲学家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对传统的哲学理性产生了怀疑,尼采的“上帝之死”,开启了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批判,而这种怀疑和批判发展到今天,就成了解构性的了。霍克海默尔正是适应着这一怀疑和批判的主流思潮,对“启蒙精神”进行了批判。

从上面引述的材料可以看出,霍克海默尔十分激进地把现代哲学文明视为是神话和迷信,笔者以为,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哲学文明的总的发展趋势是进步的,而不是倒退的。

人类文明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一般说来,总是不断趋于进步的,如其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科学技术在今天的飞速进步及其对人类生存的贡献;无法解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我们今天面对的灿烂的人文科学成果。哲学理性作为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当然总的发展趋势是进步的。所以,我们认为,霍克海默尔把哲学文明视为是由反对神话和迷信,而走向了神话和迷信的观点,不能成立。但他对哲学文明包括整个人类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却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人类文明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它肯定的成分中存在着否定的成分,因而批判的精神,否定的精神是任何时代的人类都需要的。只有具有这种清醒的批判意识,人类才能克服文明的不足,合理地规范自己的存在,合理地发挥文明的作用,合理地对待文明。使人类文明在理性的基础上不断走向进步。现代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说明我们的文明确实存在问题,这是因为,人类是文明的存在,如果人类的存在有了问题,能不说明文明有了问题吗?因而,反思和批判文明中存在的问题,正是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功不可没。我们应该充分地借鉴和汲取霍克海默尔“启蒙精神”批判中的合理成分,为哲学文明以及整个文明的进步服务。

第二,“启蒙精神”是否歪曲了对象世界。

现代西方社会的人们,由于物化意识的作用,因而十分重视实际的功利价值,这就必然地导致人们过分地关注眼前的实际利益,而无暇或没有兴趣去关注普遍的、终极价值的问题,因而产生实证的实用的哲学思潮,并且这种哲学很有市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是人的异化的存在,恰恰是哲学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人的真正的自由的开放的存在,是必然要追寻普遍,并且用这种普遍来规范人的存在的。就是一些推崇技术理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不是也以他的充分的材料,展示了技术理性使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吗?他对技术理性的历史作用的分析,不是逻辑地昭示了它的致命的局限性吗?人类把自己的认识活动限制在技术理性的水平,就必然要在局部、片面高度有效的同时,带来长期的负面作用,这将使人类背负沉重的历史重担,从而也以持续的影响作用于人类的社会实践。

这说明“启蒙精神”确实有问题,也说明人类的文明存在问题,但这绝非“启蒙精神”的全部,也非人类文明的全部,这恰恰说明了人类文明的时代性以及时代性所呈现的局限性,而这正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实质上,人类文明正是以这样的批判的否定的方式不断前进的。这种发展具有必然性,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对于这种发展,人类要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从而自由地超前地解决这一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具有重要意义,它为我们的自觉意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他把“启蒙精神”视为是走向了没落,歪曲了对象世界则是错误的,这是缺乏历史眼光,缺乏辩证思维的表现。

第三,“启蒙精神”真的导致人们软弱无力了吗?

“启蒙精神”确实有霍克海默尔所说的导致人们软弱无力的方面,这就是“启蒙精神”与统治意识相一致的方面,作为现实地规范人的存在和行为的方面,以及将人异化的方面。这些方面无疑具有文化异化的性质。但这是否就是“启蒙精神”的全部呢?如果是全部,那么我们怎么解释现代哲学文化批判的超越的方面呢?如何解释包括霍克海默尔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呢?又如何解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明的解构呢?

其实,“启蒙精神”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既有它的负面作用,也有它不断否定、超越的方面,正是文明的这一矛盾,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地趋于上升。因而只见文明的否定方面,不见其肯定方面的意见,肯定是不全面的形而上学的意见,因而,霍克海默尔的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但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启蒙精神”负面作用的揭示和批判,提醒我们,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应清醒地看到文明的负面作用,并有效地予以解决,从而健康地推动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如若不具备这样的辩证意识,一味地沉浸于自己的伟大正确之中,那必然要影响文明的发展,也必然要阻碍社会历史的前进,从而使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了这一点。因而,霍克海默尔这方面的贡献应予肯定。

第四,“启蒙精神”是否走向了极权主义?

正像上面所分析的,“启蒙精神”的作用不能超越历史阶段性,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启蒙精神”由于社会总体性的运作,必然呈现出历史性,而在当今西方社会,由于这一社会的本质属性,因而如卢卡奇所分析的,物化意识成为普遍意识,这就导致了霍克海默尔所洞见的极权主义的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启蒙精神”的必然归宿,也不意味着“启蒙精神”走向了末路。

实质上,“启蒙精神”内在地蕴含着批判性和超越性,它对于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始终是持批判、超越态度的,包括霍克海默尔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代表了这一批判性和超越性,尽管他们的观点有许多问题,但总体上他们是代表了这一方向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他们的工作岂不是徒劳的嘛?因而在总体性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人类一定能超越历史阶段性,而不断迈向更新的历史阶段。而在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极权主义一定会被人类所克服,这是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因而我们说“启蒙精神”并不会终止于极权主义,而注定要走向更加进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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