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体性思想的困境及现当代哲学家重建主体性的尝试

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主要特点是：第一，主体主要指人，主体性指人的特征和属性。第二，主体性指人的主观方面的特性，属于认识论问题。第三，主体具有它的对立面，即客体;主体性的对立面是客体性。第四，主体性指人的理性。同时，主体性哲学也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过渡强调理性的作用;二是无法解决心无二分的问题;三是唯我论倾向。现当代哲学以种种方式试图克服这些困境，重构主体性。

第一， 以非理性主义代替理性主义，重构主体性。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涌现了一股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潮流，试图颠覆主体性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而代之以非理性主义。尼采认为，理性主义哲学是希腊日神精神的体现，不能体现人的本真存在，他要用体现希腊酒神精神的非理性哲学来代替理性哲学，解释人存在的本真状态。尼采认为，在理性主义中，人像其它客观事物一样，被作为对象来认识、反思，理性的功利主义特征弥漫其中。而其实理性只是人的精神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不是人的个体生存的范畴，只是由于群体的功利才敏锐地发展起来。人的本质并不是理性意识，而是无法用理性、逻辑和概念把握的激情、冲动、倾向和创造性。基督教伦理也与理性主义一样是一种畜群文化，它倡导怜悯弱者、仇视强者，这严重压抑了个体生命的激情和力量，必须被抛弃。因此尼采高呼“上帝死了”的口号，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思路，倡导超人哲学，主张改变传统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

第二，为克服传统主体性哲学的“唯我论”倾向，现当代哲学家从主体间性入手，重建主体性。第一个明确提出主体间性理论的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胡塞尔看来，经历了现象学还原而得到的本己的、纯粹的体验领域是排除了他人、他物乃至我自身的存在的先验领域，但是在这个领域中我却体验到我自身是意识与身体的连结，是灵与肉的统一。也就是说我意识到了自己。继而，通过类比性知觉和同情作用，我意识到他人也是和我相似的“自我”，于是我意识到他人。从表面上看，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解决了传统主体性哲学的唯我论问题，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唯我论的，因为，“他人的存在是从我自己的主体发出的类比性投射而被推演出来的，因而他人的存在最多也只是我自身的投射，而不是另一个自我。主体间性的世界是由我自己的意向活动建构起来的，因而这种交互主体性只是我思主体的一个膨胀，而不是客观化了的物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总体对象视域。”[4]胡塞尔之后的哲学家们，像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都从不同角度，试图解决主体间性问题，但都因局限于“解释世界”而收效甚微。

第三，后现代哲学借助于语言学对主体性的消解和重建。语言学的兴起，为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新的契机。借助于语言学，后现代哲学开始了消解传统主体性的过程。在后现代主义者们看来，主体在认识真理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是无足轻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正确运用语言。因此，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变成了人们对文本的解读，在对文本解读的过程中，主体消解了。但在消解主体性的同时，后现代主义者也意识到主体性在当代社会的不可或缺性，因此，也出现了重建主体性的潮流。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表现了对主体性重建的倾向。他认为，人不是现代主体性理论所宣扬的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而是与他人、他物具有内在关系的创造性的主体，并且与他物的关系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中心、理性的过程中试图重建无中心、非理性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尽管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但后现代本身消解一切的做法却备受争议，甚至其本身的合理性都遭到质疑。

三、新的超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主体性思想

主体性问题之所以长谈不衰，与当代社会对主体性的需要和推崇是分不开的。而综观哲学家们对主体性的探讨，我们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的探讨始终局限在理论思辨的领域，而对世界、对他人毫无改变，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57马克思的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理论。在笛卡尔哲学中，主体性就是作为实体的“我思”，在康德、胡塞尔哲学中就是先验自我，在费希特、黑格尔哲学中就是绝对主体，而在马克思哲学中，则是生产劳动或实践活动。劳动实践活动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本体论地位，人的其他一切主体性都是建立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

1.主体的实践活动统一了理性和非理性等主观特征。传统主体性哲学夸大了理性在主体性中的作用，现当代哲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力否定理性的中心地位，而主张非理性的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本质特征。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则综合了这两种观点，认为主体的实践活动统一了理性和非理性。首先，马克思指出了理性概念的真实来源和历史性特征。主体性形而上学常常把理性看作人的头脑中固有的逻辑思维能力。马克思认为理性概念并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有其产生和适用的现实历史条件。“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5]142其次，理性的获得，要经历一个从感性抽象到思维具体的过程，而不是一开始就独立自存的理性。在马克思看来，首先从混沌的表象出发，通过对表象的分析，得到简单的观念;然后再从简单的观念逐步上升，将许多规定性综合起来，才得到最后具体的范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而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6]18思维具体实际上是理解和思维的产物，绝不是独立于直观或表象之外的、凌驾于其上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整理成概念的产物。但是传统主体性哲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将概念、自我超越于其所产生的基础，并加以实体化。再次，马克思将非理性的元素，包括感性能力，也概括为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借鉴古希腊哲学“同类相知说”，认为人的本质力量和他的对象之间有相互确证的关系：“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 [7]304视觉、听觉、嗅觉等等，每一种本质力量都因其独特性而成为把握对象的独特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7]305因此，马克思认为人的感性和理性一样都是确证自己和对象的本质力量：“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7]305马克思既不赞同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把人的能力还原成理性，也不赞同将其还原成非理性，而是从系统的角度、现实的视角，把人真正看成活生生的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人的感性存在对马克思来说是无可置疑的，笛卡尔式哲学的怀疑方法对此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