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不论黄老先生对命题的提出,还是毛主席作以应对的“民主”之策,都寄托着二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并都认为诉诸个人、群体,或是制度的力量,能够对社会的发展施以积极的影响。

二、“兴亡周期率”提出之前与后

单就命题的得以提出与提出之初的效应来看,它确是承载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波诡云谲。抗战行将胜利,为着避免内战、实现团结、力促国共和谈,黄炎培和褚辅成两先生创议电延安,表达“恢复商谈,促成团结”的愿望。得延安复电:乐于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去。于是有黄炎培、褚辅成、傅斯年、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六人1945年7月1日至5日的延安之行。然行程的结束,恰是影响的开始。延安归来,理想的切近,使黄炎培先生在思想主张上更倾向于延安;《延安归来》的出版与广播,也大为触怒了蒋政权,成为后来黄先生重庆居所被抄与解放前夕其次子竞武被害身死的一个要因。也正在这一连串的事实面前,黄先生渐由思想上的澄清转为行动上的坚定,终于找到并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正确道路。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兴亡周期率的由来与辨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相关推荐：

论朱熹民本思想对朱子学者的影响论文 

明中后期的儒商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