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特纳克的救人事件是一次偶然，但戈万的救人之举完全是必然的。戈万革命的目的是追求宽大的共和国，主张的是仁慈。文中写道：“他只有手臂，用它打击敌人;他只有心灵，用它宽恕敌人。作为战胜者，他认为自己有权宽容战败者。”按照他所遵循的温和原则，他坚持不对女人作战，不对老人作战，不对孩子作战，不杀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戈万所坚持的是一种人道的善，所以，当他面对着朗特纳克的舍己救人的大善之举的时候，他无法用断头台的恐怖对待这位曾经的叛军将领，因为在他看来——****城堡，是为了解放人性;取缔封建，是为了建立家庭。对于戈万而言，革命的恐怖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的和谐才是永恒的真理。在戈万的意识中革命和人道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就如同他曾经说过的那样：“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的兄弟了。”所以，当人道的良心要求和革命的纪律准则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这种极为特殊的境域的出现，使这个人物的本质明显地凸现了出来——他选择了“赦免”——对于他来说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眼，赦免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他也义不容辞地让自己走上了断头台。

当然，放走朗特纳克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会卷土重来，再次威胁革命。作者没有继续写下去，许是因为写不下去了。不过在我看来，对于戈万而言，这已经是结局了，他扞卫了他所坚持的信仰——人道主义，并且像一个圣贤一样死去。

在雨果看来，革命是必要的，残忍、野蛮与血腥都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公社的“决不宽恕”和王公们的“毫不留情”，都是不可避免的。雨果借着戈万的思考和行动表达出他自己的革命理念：革命是为了唤醒人性的良知，革命的暴力和血腥是为了唤醒人们的赤子之心。借着《九三年》雨果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赞成，但同时倡导在革命中仍要坚持人道的精神。作家通过法国大革命中血腥味最浓的1793年表现了社会斗争的难以避免和无限冷酷，也表现了人性的无所不在和伟大的潜在力量，歌颂了戈万为了维护人道的悲壮牺牲。他希望以此警世，他认为只有用人道的力量才能感化社会之恶，消除暴力斗争，才能达到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雨果的这种革命观点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像一个生活在理性年代的感情的信徒。“在对革命的态度上，雨果的态度十分明朗，他站在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这场震撼欧洲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他用热情、赞扬的笔调描写了革命给巴黎带来的焕然一新的面貌：大街上几乎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共和国万岁”的标语;整个巴黎都“充满了一种民族解放的愉快”。在书中，雨果清楚地写道：“为了清除******的‘瘟疫’，必须有革命的风暴。”

雨果正是借助戈万这个革命者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革命暴力的理解。他认为革命需要暴力——“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治好它”，但同时又指出暴力并非是万能的——这次革命“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为革命不仅仅是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这，就需要人道的力量。雨果肯定戈万，却没有宣扬无原则的“仁爱”，戈万之所以改变对朗特纳克的态度，是因为这位叛军将领救下了三个小孩。在戈万看来，朗特纳克“用一件牺牲行为赎回了他种种野蛮行为”，革命如果“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这种慷慨的行为”，那就是革命的“弱点”，共和国的“贬值”。雨果认为善就在恶的旁边，它们相伴而生，任何人只要回到人道的天国，就都属于可爱之列。借着戈万之口，雨果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革命必须使用暴力，但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还有许多工作”，当然，其中就包括人道主义。

依据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法国人雨果，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所以他以无比的热情赞美和歌颂着法国大革命。在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之中，他之所以仍保持着乐观，是因为他始终相信“人的理性可以作为人类最终的依托”，“人类的独特天赋正在于其理性，理性是人类的光荣和骄傲”。他将这份对革命的执着和对至善的追求，赋予了戈万这个人物。于是，戈万这个徘徊者，一方面他参与着不择手段为权利而攫取权利的革命，另一方面他仍追求着至善的人性理想，依靠着“天赋的智慧和德性”在血腥的疯狂中，保持有人道的理想。

参考文献：

[1][法]雨果着，桂裕芳译：《九三年》，译林出版社，1998。

柳鸣九：《雨果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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