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种元哲学的阐释倾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常常被理解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继续，好像由于有一种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的预设”，这一概念才是可能的。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如何以异化劳动概念贯穿了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思潮，以及异化劳动概念同后来侧重于生产方式的批判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不能展开全面阐释[xx]。但可以提出的有三点：其一，马克思在对象化的意义上理解存在，对象化既表现为状态，亦表现为过程，“异化劳动”批判本质上是指向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现实关系的存在论分析，是从“经济事实”出发的[xxi]，就像马克思谈到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时说的那样，它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达[xxii];其二，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同时又成了异化劳动的现实的前提，人在劳动中的异化表现为私有财产制度对人的劳动条件、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剥夺，因此，自然作为劳动的要素，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受到了私有财产制度的普遍规定，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同人发生现实的关系;其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形式中达到了极端的形式并因此而走向灭亡，[xxiii]革命运动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找到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xxiv]，革命的指向是扬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共产主义”，在这种扬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再通过私有财产(在这里即是资本)的中介，在这样的原则高度上，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道主义才是同一个说法。[xxv]

由此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自然主义也好，都不是脱离了现实历史条件的抽象的思辨概念，马克思根本的贡献在于联系现实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来揭示和考察这些范畴。马克思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然作为生产的条件和对象成了人的异己的存在，工人作为被剥夺者意味着自然被从劳动者手中剥夺，[xxvi]或者自然是作为资本而与劳动者发生关系。与其说自然作为资本参与剥削过程，不如说自然被资本剥削所规定，因为资本不过是体现在物上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是资本赋予了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xxvii]因此，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性质来谈论自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自然的独特性在于，它仅仅作为“有用物”而存在，作为赚取利润的条件而存在，它已经被剥夺了全部的神秘性，这是由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本性质决定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具有原则高度的概括：

“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大自然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使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xxviii]

在这里，自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规定被本质地揭示出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单面化为一种效用关系，不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自然都完全服从于人的需要，其神秘性和诗意完全在淹没于冰冷的利己主义打算之中。在资本的普遍中介下，人本身都只是作为商品存在，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易”，“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xxix]，难道还能确立起纯洁的自然的价值吗?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尖锐指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xxx]。由此，必然的后果是，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时，它才是我们的。[xxxi]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单面化一种有用的“物性”。而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人发生关系时，人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只有人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自然界才会失去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xxxii]只要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没有被彻底的扬弃，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就得不到彻底的解放，自然也就不可能在与人单面化的对象性关系中实现“全面复活”，所谓确立自然权力的本体论地位来批判生态危机等等如此做法只可能是思辨的抽象，最多是一种观念的革命。

在资本对自然的全面抽象中，自然界仅仅成了“劳动的资料库”，自然在资本昼夜不停的循环中被攫取，接受着“资本”的逼迫，这才是当今环境危机的真正根源。这一点在海德格尔的如下追问中也大体得到了说明：“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xxxiii]“但这种开采首先适应于对另一回事情的推动，就是推进到那种以最小的消耗而尽可能大的利用中去。” [xxxiv]不过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与资本原则的普遍确立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不能单纯从理性和思想的内部来探讨其本质以及它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然而，当今对生态危机的分析采取的科技理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等等，大都走的是这样一条理性主义的批判道路。与此不同，马克思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意义上来考察科学技术的产生、性质及其功能的，[xxxv]此种考察使得马克思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技术乐观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而是看到了现实资本带来的灾难，也揭示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从而要求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中实现自然的解放，而不是面对自然的被“促逼”采取一种“泰然任之”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