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的精神层面的修炼对于幸福只有消极的功能，即去除痛苦。他说，人与动物在对快乐、痛苦感受上的重大区别在于动物的感受是当下的，较少记忆与储存，更少对未来的憧憬。而人往往“能将自己的快乐和忧愁，凝集而储藏起来”，并“对于未来的非当前的事物加以追求”，所以，人的快乐与痛苦的感受比之动物深远不知多少倍。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在生活上通常会十有八九不如意，怎么办?只有通过精神生活的调节，去摆脱痛苦。由此，叔本华得出结论：“一切幸福的情境，一切满足的情感，就其性质而言，都属消极的。”[4](657)

其实，注重精神层面的修炼更具积极的功能，它可以通过德性的培育和人性、人格的完善，潜在能力的增强与展现而达到深刻、持久的愉悦，获致?幸福。?

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深刻的阐释。儒家倡导“安仁之道”、乐天知命，认为只有循“安仁之道”的仁者才可能达到“孔颜乐处”的境界，即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会由于道德修养与坚定的信念、志向，而始终处于通达、充实和愉悦的境地。道家则强调得“自然之道”，一切顺乎自然，把人世间一切顺违祸福，甚至生死都看作自然之事，从而以安时处顺、哀乐不入、知足常乐的心态去取得精神上的畅达。佛禅更是注重人的精神—“心”的开悟，提倡明心见性，使人的心态努力保持宁静的状态，可以在任何境遇中随缘即应，舒卷自如，保持超然物外的胸襟与情趣。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虽然各自的立足点与诠释不同，但在面对生存环境特别是苦难时，如何保持快乐达至幸福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甚为一致。而且他们都不是以消极的压抑人的本性为手段，而是十分关注人的内在生命力的迸现和生命的充实。儒家的“仁者安仁”并不抹煞积极的进取，只是要求人们始终持守道德精神，立足于“仁”的基础上去创造人生的不朽，即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进而推己及人，把一己之修养不断地扩展，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倡导顺应自然而无为，但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要立足于“无为”而无不为。认为只有保持“无为”的心态，才有可能像自然一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十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佛禅的明心见性思想则是注重人的日常生活，强调生活的体验，生命的情趣。它从一特殊视角引导人们祛除各种对外在物欲的执著，而寻求内在自由人性的充分释放，同时在“自觉”的基础上去普度?众生。?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生命、人生、人性的思想认识上并不是完全排除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幸福问题的伦理思考问题并不是排斥有所作为和进取，但他们都坚守一个核心，即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安宁和充实。这恰恰揭示了人的幸福的内在价值之真谛所在。

今天的中国正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这当然有赖于经济的又好又快的发展、物质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随之而来，很自然会出现对幸福等问题的关注与讨论。当我们对幸福有某种比较正确的认识，当我们真正从哲学人生观、道德价值的层面去理解和把握幸福的真谛时，我们才有可能解开“财富增长与幸福未见增长”的所谓悖论之结，我们才可能认清提出和制订“幸福指数”、“国民幸福值”的背后更为深层的价值之引导，我们才有可能启迪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树立起正确的财富观、奋斗观乃至人生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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