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所谓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无非是从一个语言的、科学的世界转入一个文本的、解释的世界，无非是从结构、逻辑、方法转换到解构、解释、游戏。这种突破能否完成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摧毁?

其实，无论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德里达的解构谋略，抑或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尽管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只能说他们完成的是一种认识视角的扩展，并不足以颠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因为后结构主义本身不过是一种“没有主体的主观主义”。(注：Anderson,P.,1983,p.54.)简而言之，它只是对实证主义的声讨中的一种呼声而已，并不足以形成一种认识论上的革命。

当然，后结构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游戏的循环，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方法与反方法之间：解构之谜及其社会和文化批判意义

正如同结构的观念当初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解构的观念一经提出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正如同当年英美人类学界对于结构方法趋之若鹜，一时间结构分析几乎弥漫于所有人类学研究，解构同样在70～80年代红极一时，特别是在美国“耶鲁”学派的推动和普及下，从文学批评领域扩展到整个文化研究领域。这说明解构并不是德里达本人的专利，并非他一人所玩的“游戏”。解构之所以成为一股“思潮”，正因为解构已经走入了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解构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解构，而是具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不过，“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界定的“流派”，虽然通常大家会将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作品当作一个起点。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一样，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发展是很复杂的。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of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与民族志学家李维史陀(ClaudeLevi-Strauss)这位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文化现象。

当用来分析文学时候，结构主义批评者会分析如一个故事中各元素的潜在关系(也就是结构)，而非故事中的内容。一个基本的例子就是《西城故事》和《罗密欧与茱丽叶》的相似性。尽管这两出戏剧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它们是同一个故事，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结构。在这两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女孩与一个男孩坠入爱河(或者可以说是+LOVE)，然而他们的家族彼此仇恨对方(-LOVE)，这个冲突最后经由他们两人的死而获得了解决。现在如果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两个彼此友好的家庭(+LOVE)为他们的小孩安排了一场婚事，然而他们的子女彼此仇恨对方(-LOVE)，而最后这场冲突的解决办法是两个子女用自杀来逃避这场婚事。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后面第二个故事是第一个故事的“倒置”，因为爱情价值以及两对团体的关系刚好是颠倒过来的。总而言之，结构主义者会说一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将这层结构揭露出来，而非找出作者的意图。

有些人觉得结构主义批评帮助我们刺穿了生活中混乱的外表，揭露隐藏在下面的完整结构。有些人则认为结构主义把“文本”作了太多的解读，让聪明的学者能够创造一些其实并不存在的意义。另外还有各种立场是位于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而事实上，许多关于结构主义的争论就是在试图厘清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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