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德冷漠的形成机制

道德冷漠作为善的缺乏，是一种“平庸的恶”，其中作恶者并没有害人的意图，只是对受害者缺乏同情，对自己的冷漠可能造成的后果没有自觉意识，因而默认现有行为或现有体制的做法，而不思考现有行为或体制本身是否合理。“平庸的恶”是20世纪60年代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这一报告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5]。艾克曼是一个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从1938年到1941年，艾克曼负责驱逐在德国的犹太人，从1941年到1945年负责运送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赛人到死亡集中营，仅1944年3月至6月，他就把七十多万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审判时，艾克曼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的一环，只起传动的作用。作为一名公民，他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总之，他个人没有过错。在大屠杀过程中，还有很多像艾克曼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是罪犯、虐待狂、精神病人、社会异端或者其他道德上有缺陷的个体。既然这些最直接地参与集体屠杀事务的人，既不是异常地具有虐待倾向也不是异常地狂热，既本能地反对身体折磨所引起的痛苦，也普遍地反对攫取生命，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残忍之举?阿伦特指出，艾克曼的行为是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种恶，这种恶的特征就是不思考，既不思考人，也不思考社会，默认并实践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行为。虽然这种作恶者偶尔会良心不安，但他们往往求助于体制来为自己的冷漠行为提供无关乎道德的辩护，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因为平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所以这是一种平庸的恶，一种平庸形式的恶。这种平庸的恶体现了行为的兽性与当事者行为动机的肤浅之间的巨大反差。它不是指艾克曼作为帮凶的行为是平庸的，更不是指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种的灭绝是平庸的。换言之，它不是指行为或隐藏在行为之后的原则是平庸的，而是指作恶者自身心灵和性格的一种特殊属性。这种恶的动机是很平常的人性的弱点，邪恶因动机的肤浅而平庸。

为什么会出现道德冷漠这种平庸的恶?这主要是因为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受到损害，失去反对暴行的自觉意识。凯尔曼指出，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受到损害有三个条件[6]。第一，暴力通过享有合法权力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本身被赋予权威;第二，通过规章的约束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行动被程式化;第三，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被当作“非人类”。只要具备了其中一个条件，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就会受损。

鲍曼则进一步探索了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受损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对组织纪律的遵从。在组织中，消除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利益、无条件地忠诚于组织是个体的一种最高德性，其他道德要求则被取消。“更确切来说，要求服从上级的指令而排除所有其他的对行动的刺激，要求献身组织福利，这些要求由上级命令来使之明确，高于其他一切奉献和承诺。”[7]用韦伯的话说，无私地遵从这种德性乃是公仆的荣誉。在审判期间，艾克曼坚持主张遵守的不仅是命令，而且还是法律，他们是以一种康德绝对命令的变种形式来行动的：这样行动，仿佛你的行为准则与法律制定者的准则或本国法的原则相同。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法则被置换成纳粹统治者的命令，这一变种形式的绝对命令支持的不是个人自主，而是官僚主义的附属关系。通过荣誉，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组织规则成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符合组织规则的事情是正当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其中，个人良知是没有位置的。即使偶尔良心不安，我也可以通过上级对我的行为负全部责任来得到缓解。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上级要求我这么做，我只是一个执行上级指示的忠诚的实践者，至于我所做的事情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无须我作出判断。在现实生活中，诸如医生的见死不救、漠视生命就与某些医院的规章制度有关。如果医生所要对之负责的不是病人，而是医院的效益，那么，如果某个病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幸身亡的话，他可以找借口说“这是医院规定，我也没办法”，从而为自己间接地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来开脱罪责。这样一来，他不仅不会有道德上的负罪感，反而会觉得自己的做法理所当然，因为这至少没有给医院效益造成损失，而自己也不会遭开除。如果医院将效益摆在第一位，对人的生命尊严的尊重和捍卫就难以成为医生行医的道德底线。正是因为对组织的忠诚，个体的道德抑制机制因而受损。他既然意识不到自身行为所隐藏的恶的本性，自然也不会去反思其正当性。

第二个原因是行为的道德特征的不可见。行为道德特征的不可见是造成个体道德抑制机制受损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纳粹种族灭绝的行动中，大部分的人并没有面临道德选择，甚至也没有出现过良心上的抗争。也就是说，他们在道德问题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斗争。大多数种族灭绝的参与者既没有向犹太小孩开枪，也没有给毒气室灌输毒气，而大多数官僚所做的也只是起草备忘录、绘制蓝图、电话交谈和参加会议，但是只要他们坐在桌子旁边就能毁灭整个人类。这些人并不知道这些看起来无害的忙碌有什么最终结果，他们的行为和集体屠杀之间的因果联系是难以察觉的。之所以看不到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因为大量行为中介的存在。行为的中介是个人的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一个中间人来表现的现象，这个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使我不可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动的后果。行为的中介是现代社会最显著和最基本的一个特征。行为意图和行为结果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两者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细微行为和不相干的行动者。这些中间行为和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因为行为的中介，出现了大量没有人自觉承担责任的行为。一方面，对于为了他们而做的那些行为而言，它们只存在于他们的口头上或者想象中，他们并没有做，所以他们不会承认这些行为是他们自己的;另一方面，实际做这些行为的人也会把它们看成是别人的行为，而他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外来意志的无可指责的工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