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与西方思想传统相似的地方,更有着中华文化的特色,亦即中国传统思想不仅重视人,关注人,看到了人的地位,在“天人合一”思想中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而且突出以文教化,重在引导“人为何人”以及“人何以为人”,把对人的认识和培养具体化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关系之中,具体化在一定的道德实践标准和价值判断之上。对于前者,例如,《尚书》中就有“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的说法,人被视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又如,荀子曾经把天地万物分为四类:“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所以贵,是因为人有“义”,人无“义”则如同禽兽,所以,“义”是中国人的品质和行为方式,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人是要讲“义”的,是要生存生活在“义”的文化世界之中,在中国,不讲“义”无异于自毁其身,自取灭亡。对于后者,在儒家经典中更是比比皆是,既有“圣人”的偶像崇拜,也有“君子”的道德标准。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等。

这种把对人的认识与做人的标准统一起来的方法论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把人看做是处在文化之中的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既表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品格以及对“仁义”世界的深刻领悟,又在实践中较好地推动了人伦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璀璨的古代文化。对此,伏尔泰曾赞誉道:“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P85)“他们是按照人性的需求享受着幸福的。”(P510)虽然伏尔泰对中国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中华文明能够在纷争不息、沧海桑田的人类历史中绵延几千年而不枯竭、不中断,绝不是偶然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渊源。

总之,东西方文化中人对“人”的追问和认识表明:人存在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即文化世界之中。从人与文化共存的层面上来说,人一定是有文化的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质,人的存在离不开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和身份象征。

二、文化是人的文化

人与文化的共在关系还表现在文化是人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具有属人的性质和人为的必然,即有人才有文化,有人就有文化,文化来自于、表现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世界之中,是人的生命力和主体性的张扬与展示。离开人的文化同离开文化的人一样,也是不存在的。具体来说,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拥有者和守护者。

(一)人是文化的创造者

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来看,文化人类学家们不管在文化的释义上有多大的分歧,但其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借助于科学方法逐渐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人本身。人既是文化的需要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总是在满足人的需求中通过人的创造活动成为实在,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的本质属性的对象化。对此,本尼迪克特曾感慨到:“除了男女老少的行为之外,任何文化特质还会源于何处呢?”

的确,人的出现为原本自生自灭、自然自在的世界增添了一种新的为人的意义和人为的图景,就仿佛大自然一直在积蓄着力量等待着人类的到来。对于人来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大自然相比,“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抑或人只是在阳光中跳动着的一粒微尘。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是一粒具有文化创造力的微尘。这种表现了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低等动物到人类演化逻辑的最高形态的“思想”,使人类获得了存在所必需的“第二天性”或“第二自然”,也就是人的文化世界。

在人看来,大自然只有经历了人的耕作、洗礼和改造之后,其存在的价值和功能才能升华到对人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境界。也就是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具有文化创造的能力,而且具有文化创造的使命和责任,抑或具有一种附加使命和责任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被黑格尔视为是“最初的有,是自在地被规定的”。列宁把这种“自在”等同于“潜在”,有尚未发展、尚未展开的意思,亦即人有一个从潜在的人向现实的人、从“自然人”向“文化人”的转化过程。转化的结果就是使得原有的在人之外的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即一个“自在之物”日益转化为“为我之物”的世界,转化为一个对人来说意义充盈的、具有获得全面解放和自由可能性的文化世界。

(二)人是文化的拥有者。

人对文化的拥有不是随心所欲、颐指气使的占有,即从现实物化的层面看,人与文化的关系既不是奴隶时代的主仆关系,也不是封建时代的雇佣关系,更不是资本时代的剥削关系。文化不是人的对立面,不是人的工具,不是人统治、消耗、驱赶的对象,而是人的存在方式。文化就是人本身。所以,当我们说人是文化的拥有者的时候,只是说人是文化世界的主体,是文化世界存在的理由,或者说文化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显现出来,而人就是一种可以显示文化存在的存在物。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是且必然是表现人类主体的文化,脱离了人类主体的文化既无存在的意义,也无存在的价值。在这个意义指向上,考古学的每一个发现,都是对不同文化主体在历史上的生存方式的复写和还原,也是在文化存在的意义上对人类历史的述说和确认。虽然今天的人无法直接体验到远古人类的存在方式,但却因文化主体的延续性和继承性从而通过整合被确认历史的碎片来认识和理解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实现观念上的时空穿梭,使我们有“在场历史”的感觉和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