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日,更有发扬光大之趋势。从历史上看,历代统治阶级奉行的“三纲五常”封建道统终难抵挡历代史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强烈的使命感和无所畏惧的道德力量。于是孔子、司马迁、班固、陈寿、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前后相继,江山代有人才出,维系了中国史家良好的传统。而当下,却是形势大变。戏说历史方面的影视剧、讲座充斥了荧屏,与真实的历史图景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更是粉墨登场,甚至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也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在历史人物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更是难如人意。一些人物,尤其是国共两党人物,其面目尤让人感觉模糊不清。在有识之士看来,海外史家的研究结果比海内的研究结果更为可信,比如唐德刚对袁世凯、张学良的研究较之大陆官方出版的相关人物传记;政治背景浓厚的专家其研究成果亦难比拟思想上较为独立之史家的研究,比如近代史专家杨天石对蒋氏秘档的研究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可信、完全不同于以前说教的蒋介石形象。

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第一位的。曾几何时,知识分子被视为社会的良心,在学术不自由的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地丢掉自身的社会担当。对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费孝通曾说过,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运动、镇反、反右和反胡风运动,即已到了噤若寒蝉的地步,更遑论后来的文革了。政治运动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让学术研究长期陷入停滞,而且严重伤害了学术的自治,给学术界带来了过多的意识形态指向。学者们或自觉或被迫地运用一些政治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政治话语装点在着述的字里行间,把学术降低为政治的附庸和奴婢,历史成了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不仅如此,意识形态的多变更迫使学者不断跟风趋时,学术成果成为折射政治风云变幻的镜子。在政治高压下,能如陈寅恪做到一生“不为权力者写作”当然难能可贵,而胡适之一生所追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大师风范,尤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尽管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趋于式微,但其本质仍未有实质改观,不可小觑。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都被政治化、简单化、概念化。现在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从结论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每个人物都有预先定好的结论,无论发现了什么新的材料,研究者都只能按照那个结论来诠释史实,只能增添论据而不能改变结论。然而历史的魅力在于其丰富、具体,充满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应该是还原和解读历史,说明历史的经过,解释它发生的原因,而不是为它们贴上是非对错的标签。

政治因素之外,所谓为尊者讳的顾忌也使得历史人物的研究畏首畏尾。胡适在分析中国的传记文学何以不发达的原因时就提出忌讳太多的因素,他举出曾国藩的例子:“他死了以后,他的学生们替他写了一个传记,并没有把曾国藩这个人写成活的人物。……原因何在?因为有了忌讳。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写历史人物,最危险的是过分同情要研究的这个历史人物。研究历史应该是尽量做到最大的客观,绝对不能够掺杂任何个人的感情。如果把个人感情、个人喜恶掺进去以后,很难保证客观性、科学性与公正性。

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让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剥离、历史人物与个人好恶绝缘之外,关键还必须占有第一手的。而不是被人取舍和剪裁过的档案文献,并且所取得的各种资料必须形成逻辑缜密、相互印证的证据链。解放以前,作为中国史学界的代表,胡适、傅斯年、钱穆、蒋廷黻以及顾颉刚等史学家之史学观,一言以蔽之,“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四十年代,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本来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因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作出更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在对历史人物研究方面,动辄两分,未曾研究,先设定价值判断。而我们看孟森的清史研究,看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于历史人物极少轻易下断语,因为真实的历史总比我们能认识到的要复杂百倍,他们的研究,凡是没有充分的材料,是不下断语的。历史研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态度,但自己的认识必需从充分的第一手材料中来。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了法定保密期而应予解密的档案仍然不能公开,甚至一些历史人物的研究只能由官方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