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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7
籍、制度、习俗等,因更贴近于古代的“道”本身,因而就越具有权威性。越古就越好,越古就越值得崇尚,在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下,厚古薄今、今不如昔的观念根深蒂固,从而严重地压抑了进步观念的产生。因此,客观说来,进步观念对于国人而言是一种舶来品,它是伴随着进化论思想而传人我国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应该指出,进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进步,比如进步往往涉及价值判断,区分出哪些是“先进”,哪些是“落后”,而进化并不是一个价值评定的概念,它只涉及对环境的“适应”和“不适应”;进步总体上是单线性的,不断向前的,而进化则是复杂的,其中可能有进步,也可能有倒退,等等。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指出:“现在一般应用于宇宙过程‘进化’一词,有它独特的历史,并被用来表示不同的意义。就其通俗的意义来说,它表示前进的发展,即从一种比较单一的情况逐渐演化到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但其含义已被扩大到包括倒退蜕变的现象,即从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进展到一种比较单一的情况的现象。”这就很明确地指出,“进化”并不总是代表着“进步”,其中亦包含着倒退,这也是达尔文的观点。
但是,至少在19世纪,产生广泛影响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并不是生物进化论中所蕴含的那种是悲观的“退步”。这是因为,虽然进化本身并不一定代表着进步,但它毕竟包含着“进步”的因素。在生物进化论思想为进步观念提供了绝好的、最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明后,它又进一步强化和充实了进步观念,两者的这种天然联系,外兼当时的西方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全社会处处弥漫着浓烈的乐观主义情绪,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否定进步的存在,这就使得即便是在进步观念发源地的西方,进化和进步的界限也模糊了,这在斯宾塞的着作中尤为明显。
对于1877~1879年曾留学英国,亲身感受过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和富强,并深受斯宾塞思想影响的严复而言,认同“进化就是进步”几乎没有太多的难度。在《天演论》中,他指出:斯宾塞“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在斯宾塞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自然界一样,有着明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都是一个不断由简单到复杂,最终趋向善的过程。严复对此笃信不疑:“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则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今合地体、动物、植物三学观之,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此非一二人之言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严复在《天演论》中没有将上述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所述的那种“进化”也包含着“退步”的“悲观”的观点译出,而是忽略不计了,他一再强调“进步”的观念,充满信心地指出:“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在将“天演”中“退步”的成分剔除后,严复的“天演”观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单线“进步”的进化观。
这种“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步观念,以生物进化论的大量科学事实为铁证,又以当时西方世界蒸蒸日上的社会现实为楷模,看得见,摸得着,极具说服力,对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的“崇古薄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起着巨大的瓦解作用。倘若将老大中国比作“古”,而今日西方比作“今”的话,那么,中国贫弱之因就一目了然了,那便是“新胜于旧、今胜于昔”。在“进步”的天平上,中西终于分出了高下。这就是严复在《原强》中指出的:“然而至于至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
所以,正是在“进步”观念的指引下,国人终于认清了中国在今日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及其贫弱之因,既然社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那么,倘若不进行社会改革,不发奋图强,中国将在世界上无任何立锥之地。进步观念不断向国人灌输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反复敲响着救亡图存的警钟,整整一代人正是在进步观念的指引下,开始以一种崭新的思路为中国的未来设计方案、寻求出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倘若没有进化论思想广泛传播,没有国人对进步观念的普遍认同,就不可能有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革新和社会改革运动,进化论思想和进步观念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是用任何语言来形容都不为过的。
当然,在看到进步观念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人接受进步观念,毕竟是在严复式的将“进化等同于进步”的历史情境下进行的,这无疑削弱了国人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深入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进步观念毕竟是一种价值理念,它本身就暗含着历史线性发展的理论预设,在这种预设下,或者说,在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念下,又必然会有先后之分,后必胜于今,新必胜于旧。国人正是在这种二分法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很自然地将“过去”等同于“古”,将“现在”等同于“今”,中国是古是旧,西方是今是新,后胜于今、新胜于旧的结果便是西胜于中,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经久不息的古今中西之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情绪等,其因其果都可从进步观念中找到端倪。而作为一种价值评断的标准,进步观念的内容能否不断地泛化,进而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在很长时期里,国人对此是无暇也无意涉足的,进步观念似乎不证自明,这必然影响到人们对进步观念的深入认识和思索,而这种认识,客观地说,是直到今天也没能圆满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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