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内容在对个人与社会的思考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家族社会所孕育出来,并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派别。该派思想家们一开始就跳出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对立思考,而把群体的和谐作为他们理论的目标和出发点。他们认为,社会安定有序就是道德价值所在。”“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的道德原则都是为了营造社会的安定和谐。例如,儒家强调“礼”,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礼。以使各个社会成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奉其事,各得其所,毫不错乱,这样社会自然就会秩序井然、和谐稳定。而“仁”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最高道德范畴,主要体现为侍长以“孝”、侍君以“忠”。孝悌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孝悌”的延伸。作为道德规范的“仁”,还要求人们要以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及对他人的爱,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以形成一种和谐的人文氛围。

不难看出,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是轻自己而重他人,轻个人而重群体,反分裂而重和谐的,表现出很明显的利他性、群体性和和谐型,这种对群体与和谐的强调甚至要求牺牲个人利益,这也是儒家道德思想近代以来屡遭诟病的原因。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视其为中国民主建设的最大障碍。

3·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内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和谐”仍旧是儒家强调的核心思想。儒家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致。因此,人必须学会尊重自然,爱惜自然。把人类放在大自然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在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上,儒家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的原则。“正德”首先是指天地“生生之大德”,即是天地生养万物之道。这种天地的大德与人的善良的“仁”性是相通的,而人的“仁”性表现于外,就是“亲亲”、“仁民”、“爱物”。孔教伦理思想的核心即是“仁爱”,以这种仁爱之心去对待万物,就能涵润万物,促进万物的生长。使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生,使人民各得其养,这便是儒家“正德”的真实表现。“利用”是在“正德”的基础上的“利用”,即从仁爱之心出发,对万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符合道德原则的“利用”,这样既有利于人类的存续,也有利于自然万物的生命。

儒家这种从爱人到爱物,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主张,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对于现代社会中,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有积极的意义。

二、现代社会面临的道德危机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危机是道德危机,遑论这种看法够不够科学,但至少也道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当前中国道德现状的担忧。因为我们确实无法忽视这样一个最直观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真贪官、假文凭、假冒伪劣商品出产地。每次官民冲突、每座楼房垮塌、每个环境灾难背后无不暴露出巨大的道德亏空。而且,整个社会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最近,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要为这种道德亏空付出代价的时期,如果继续忽视道德问题,整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其实,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在正在为道德与信仰的沦丧埋单。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世界性的环境与能源问题、跨境毒品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局部武装冲突等,都在观照人类的贪婪与自私,折射人类的文化与信仰危机。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但如今其缺陷越来越不容忽视。

尤其是在中国,权利观念还没有深人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但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人们又急于脱离传统文化的束缚,尽管短期之内取得了显着的经济效益,但是短短三十年间,中国的道德危机问题就已经积累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文化的庸俗化、信仰空虚问题等等,无不促使我们对现代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进行反思。通过讨论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一些学者指出: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观念,虽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但也只是现代文明的外壳,是美好生活的外在条件,并非美好生活本身。而要使现代文明成为一个伟大的、普世的、有价值诉求的文明体系,决定美好生活的本质性的东西就需要这些外壳所包裹着的内容,即古代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