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对街道的美学与政治学，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围绕空间进行的政治斗争是社会问题的核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对街道的美学与政治学论述，它究竟如何与社会主义政权及其文化格局相适应,这成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在德?塞托那里，街道、城市与日常生活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对于资本主义城市而言，正是这种日常生活本身恰如其分地展示了城市消费主义和商品的历史。“一部街道的发生史也是一部商品的变迁史，商品的展示史。街道的历史是被商品逐渐包裹和粉饰的历史。”就此而言，街道既是人群集合的场所，也是商品、物的集合场所。在这个意义上，街道成为了“人与物之间的中介，……在街道上，主体和客体，观看橱窗者和娼妓、精神空虚者和匆匆过路人、梦想与需求、自我克制与自我标榜在不断交替”。遍布街道的人群，以艳羡的目光打量着城市橱窗中琳琅满目的充满魅惑气息的商品。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左拉在《妇女乐园》中曾对巴黎街道上百货公司的橱窗有过细致的描写，其作品堪称资本主义物欲时代的生动写照。其间，“街道”的风景所蕴含的物质主义震撼令人心醉。而在本雅明笔下，巴黎的浪荡子和“拾荒者”所游走的“街道”本身，更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抒情的诗意所在。由此可见，街道的面孔其实蕴含着资本主义的秘密:商品展示和物质主义的欲望。在此消费社会的文化格局中，“街道”本身无疑蕴含着商品的美感、诗意的格调，又裹挟着几分资本主义的罪恶。然而，对于1950至1970年代的中国文学而言，它究竟如何与社会主义政权及其文化格局相适应，这成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一、《霓虹灯下的哨兵》与“城市行走”

创作于1960年代的话剧作品《霓虹灯下的哨兵》，亦是一幕讲述“街道行走”的城市故事，只不过从中体味的是解放后社会主义的文化矛盾和危机。作为一部反映“南京路上的好八连”的作品，《霓虹灯下的哨兵》描写了城市的进入者在城市所面对的吸引与诱惑，并着力呈现了新城市的主人———解放军，在面对昔日资本主义的繁华所在———南京路时，所展开的意识形态争斗与摇摆的过程。正如彼时其他城市题材作品一样，《霓虹灯》中的城市生活也以妖魔化的身份，在批判性话语之中展现出来。如作品中所言，刚进上海的城市接管者就被警告:“我们解放军除西藏之外，全国都到过，可是说不定到上海就被人打倒在地上。……在上海你随便进入人家，就可能会被人弄死。所以，我们进城后越小心越好。……在城市我们可能要上当，要谨慎才好。”正是面对城市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警惕和焦虑，使得八连战士们在南京路上的“行走”具有了非凡的象征意义。在这部话剧(而后改编成电影)之中，解放初期作为旧上海城市消费主义象征的南京路，明显体现出“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对抗”。这种“对抗”并非以“暴力”、“冲突”等方式进行，而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渗透。剧中，鲁大成、路华与陈喜有这样一段对话:鲁大成:你这儿有什么情况?陈喜:情况?没啥，一切都很正常。鲁大成:照你看，南京路太平无事喽?陈喜:就是，连风都有点香。鲁大成:(惊讶)什么，什么?你说什么?陈喜:(嘟哝)风就是有点香味!(走去。)鲁大成:你!你……路华:(自语)连风都有点香……鲁大成:不像话!路华:是啊!南京路上老开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恼的倒是这股熏人的香风!鲁大成:这种思想要不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待!“爵士乐声荡漾，霓虹灯耀眼欲花”，这便是南京路及其资产阶级“香风”的意义所在。在此，“香风”作为纸醉金迷的资产阶级生活的表征，它与其它资产阶级文化形式一样，让人无法防备。事实也证明，行走在南京路上的解放军果然陷入了资产阶级“香风”和“毒雾”的纠缠。在反动派“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趴在南京路上完蛋”的叫嚣中，排长陈喜开始迷恋城市的“物质主义”。他开始钟情“花袜子”，而嫌弃“老布袜子”，并忘却象征着“部队的老传统”，“解放区人民的心意”的“针线包”。城市的“香风毒雾”让他“思想深处发霉”，“出现腐烂的斑点”。他鼓励童阿男和林媛媛的约会，认为“你是个解放军，大方些，别叫上海人笑话!”另外，对赵大大的“黑脸”也极尽揶揄之辞，“黑不溜球的，靠边站站吧!”这都体现出对无产阶级“土”的厌恶和自卑。在他眼中，上海繁华的城市空间，使得鲜明的无产阶级特征恰恰成为城市的嘲讽对象。在此至关重要的是，妻子春妮儿连同她那“破旧”的“支前扁担”、“红布包袱”，都激起了陈喜“致命”的自卑感。因此，尽管文本之中“老布袜子”的象征意义在于，“结实、耐穿，穿着它，脚底板硬，站得稳，过去穿着它能推翻三座大山，今天穿着它照样能改造南京路!”但陈喜对春妮儿的“无意识”的“摒弃”，连同上海这一花花世界的背景，便具有了意味深长的内涵。故事最后，尽管排长陈喜最后在指导员的教育下幡然悔悟，从而突显出“拒腐蚀”的时代主题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但他对“春妮儿”的坚守，毋宁说只是对解放区人民的道德承诺，而社会主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这种“超我”结构维系着的。

二、街道的美学与政治学

导演黄佐临在谈到电影主题时曾这样说道，“经过十多次瞄准和射击”，最后选定了“冲锋压倒香风”作为全剧的主题思想:“我们感到象‘保卫大上海’、‘保卫游园会’、‘站马路’、‘争夺上海阵地’等等，都太小，太实，太具体，太片面，但是这是很必然的过程，因为我们初读剧本，必定经过一个感性的认识阶段，只看到剧本中的情节、事件。”因此，作品本身也极为贴切地契合了抵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拒绝腐蚀，防止和平演变的时代主题。为了成功表达革命的意识形态主题，《霓虹灯下的哨兵》竭力营造了旧上海的消费城市景观，“全剧用一个衬景，全部是高楼大厦，好像在外滩，又像在日升楼一带。”电影版《霓虹灯下的哨兵》对城市场景有丰富的表现。影片在实地拍摄过程中刻意地复原了1949年南京路上的街景，“行人的穿着是西装、旗袍，报童叫卖的是美国Life画报，连长背后的橱窗里摆着‘MaxFactor’(蜜斯佛陀)的化妆品，剧院放映的是好莱坞电影，军营窗外是嘁喳作响的爵士乐，临街房间里飘出来的是忧郁的钢琴奏鸣曲，头顶的霓虹灯是‘派克’金笔广告，小商店摆着花花绿绿的糖果，就连街头的公共汽车上也画着‘无敌牙膏’和‘美丽牌’香烟的招贴，闪烁的霓虹灯在电影中更是被反复给以特写的处理。”这些消费符号和电影场景中出现的《出水芙蓉》广告、爵士乐一起，共同构成了旧上海的资产阶级色彩。而且就电影和话剧而言，街道中所呈现的城市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高度发达，也直观地象征着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在此，作品中“革命剧《白毛女》”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之间的争斗，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对资产阶级消费城市的诱惑，处于文化匮乏状态的无产阶级终究难以抵挡。这种致命的吸引构成了“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城市的焦虑所在。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进城”的无产阶级政权，不断面临一种文化抗争的命运。然而“游园会”与爵士乐，《白毛女》与《出水芙蓉》之间的争斗，背后蕴含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宏大主题。面对敌特分子的叫嚣，“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无产阶级战士必须“站马路，站岗放哨，守卫大上海”。在此之中，除了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诱惑之外，还必须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空间和产品。在这个意义上，灯红酒绿的南京路便成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前线，而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较之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更为严峻。就这样，“街道的行走”连同街道的美学与政治学一道具有了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南京路这个颇具旧上海消费社会特色的资产阶级美学空间，成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的对象。在此争夺之中，城市街道便颇有几分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的生产”的意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围绕空间进行的政治斗争是社会问题的核心。对于新兴的无产阶级来说，要打破既有的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对城市空间的垄断，不仅要拒斥旧的空间生产方式对人的控制，更要创造出新的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反映到《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不仅要突出“拒腐蚀”，抵制资产阶级“香风”的思想主题，还要创造出诸如“群众秧歌”和“游园会”等街道文化活动，来对抗好莱坞电影和爵士乐。于是，在歌剧《白毛女》对抗美国电影《出水芙蓉》的背后，街道的美学和政治学意味被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同样是面对街道橱窗，在电影的开始，排长陈喜为陈列于其中的一双“花袜子”所诱惑，然而通过教育，他又重拾了革命警惕性对街道的美学与政治学论述，绷紧了阶级斗争的神经。而同样是街道的霓虹灯，当群众欢送志愿军出发时，它适时地闪烁出“毛主席万岁”的政治标语，证明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堕落象征”的物质现代性标志，完全服务于新的革命现代性的精神需要了。尽管在这种“虚张的正义”背后，有关“洗脑筋”和政治宣传的指责不绝于耳，但它毕竟是无产阶级对城市文化领导权艰难争夺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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