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学界普遍感到美学研究已经进入高原状态，很难再有多少实质上的推进。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成了学界普遍担忧与热议的话题，虽然问题的提出常从“文论”着眼，但谁也不能否认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美学领域。

在此大背景下，美学辞典编纂热也逐渐降温，十年间的出版数量只及前一个十年的一半，并且其中对于西方美学部分，除了更多的知识性介绍以外，在学理上的推进并不让人乐观。对中国美学资源的进一步开掘，则是这段时间的突出成果，而这当以《中华美学大词典》的编写为主要标志。

该词典初版于2000年，两年后再版。不仅在篇幅上远超此前任何一部美学辞典，而且在内容的选择上也有不少新的举措，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民族资源的重视以及对审美文化之边界的拓展。以往的美学辞典，不论是中西合璧的还是专论中国的，一直都着眼于正统的、主流性的作品、概念和思潮，而对民间的和少数民族审美文化中所呈现的积极因素重视不够，《美学辞典》虽然也涉及民间艺术，但仅有几个词条。90年代中后期关于“失语症”的那场广泛而热烈的争议，使美学界深刻认识到华夏美学资源的宝贵之处。唯有最大限度地开掘出本民族的美学资源并对它们加以现代的整理与阐释，才能使中国美学具有自己鲜明的族群色彩。这既是剖解中国文论“失语症”这一难题的上佳途径，也可将古代文论、古代美学的现代转化落到实处。出于以上考虑，编者在美学辞典中大力搜罗中国古代与现代、庙堂与民间、人文与自然、汉族与少数民族等等各类美学资源，并赋予美学研究以文化研究的品性以致走向“审美泛化”的做法，也就显得很自然了。该辞典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对美学人物的选择略嫌宽泛。

四

美学辞典在中国，可以说曾经经历了一段饶有意味的历程。编纂初期，以译介起家;此后的繁荣，多停留于知识性与学术性的复杂纠葛之中;再后的降温，也是美学研究由热到冷的真实显现。以美学辞典的编纂为切入点，来展示甚或回顾中国当代美学的学术进程，这既非最佳视角，也非笔者能力所及。因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实际进程，要远比前面所说的复杂。

单就改革开放之后的近三十年来说，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美学研究成就最为卓著的时期。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在美学思想的立足点上，加强了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美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在学科的问题空间上，除了引入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外，进一步扩大到审美心理、审美教育、审美范畴、审美文化等问题;在研究范围上，除积极推进美学原理的建设外，大大拓展了西方美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辟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同时，文艺美学、心理学美学、接受美学、当代人类学美学等新学科也逐步得到健全和发展，建筑美学、服装美学、企业美学、医学美学、影视美学、都市美学、生态美学、计算机美学等新课题也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探索;在学术层次上，近年来开始延伸到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乃至于对学科合法性等问题的思考，显示出元美学的某种理论气质，展现了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学术格局。”[5]在新世纪，更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环境美学”以及美学的边界问题等层出不穷的新论争。如此异彩纷呈的学术进程，不一定每次变换都能在美学辞典中留下印记。所以，以美学辞典的编纂为视角来展示或回顾，注定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

至于美学辞典编纂中的是非成败，也很难有一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是追求大而全，还是追求小而精?是追根溯源杂列众说，还是举其大要点到即止?这中间的“度”实难把握。此外，对于美学术语与范畴的每次解释都是一种新的阐释，这中间也没有标准答案或最佳操作范式。其魅力在此，其教训也恐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