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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承认，百年来，我们的美学一直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经常为百年来中国学术舞台上绝无仅有的三次美学热潮而自豪，经常为中国美学界中美学教授的队伍之庞大、美学成果之丰硕而欣喜，更经常为中国的大学中美学课程的普及程度之广泛而骄傲，反映论美学、实践论美学之类不同学说的相继登场以及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高尔泰等美学名家的出现，也每每让我们津津乐道。然而随着世纪末的临近，随着最后一次美学热的由“热”转“冷”，我们日益发现：尽管将近百年的美学热潮在全社会的思想启蒙方面起到了重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就美学自身的学科建设而言，却只能说几乎是一片空白。用力最勤但是却收获最少，这就是百年来的中国美学所面临的窘迫之境。因此，我们的美学研究肯定不是完全失败的，但是却肯定是令人失望的。记得同样是在面临美学的困惑之时，苏格拉底曾经痛陈：在这样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在此我当然不忍说出这种绝情之语，然而我必须要说：无论如何，我都要为百年来我们的美学智慧进步之缓慢而痛心疾首!

更为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一方面是百年来我们的美学智慧进步之缓慢，另一方面却是越来越多的美学研究者在美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竭尽了全力之后的纷纷退出。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美学研究者的明智之举，然而，在我看来，这却无异于美学的自杀。没有美学基本理论的真正突破，美学的一切研究——无论是中国美学研究、西方美学研究、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还是技术美学的研究……就都是可疑的。那么，出路何在?有一句西方谚语说得十分精彩：上帝在为每个人关闭一扇门之后，肯定同时就会为他开启一扇窗。这对我们无疑颇具启迪。在我看来，在过去，尽管美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争论十分激烈，人人莫衷一是，然而却毕竟说明人们都还对美学的前途充满了信心，现在偏偏万籁俱静、信心全无，那么重要的就不再是奋勇向前(当然也不是知难而退，那样做只是逃避矛盾，但是矛盾却仍旧存在)，而要回过头来反省一下我们的美学研究本身。当我们四处碰壁的时候，最为重要的不是逞匹夫之勇，继续一意孤行去碰个头破血流，而是停下来认真反省，并且去重新观察方向。维特根斯坦何其聪慧：“我发现，在探讨哲理时不断变换姿势很重要，这样可以避免一只脚因站立太久而僵硬。” 我们的“僵硬”是否也是由于“站立太久”?如果是，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变换姿势”?这正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换言之，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学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行走，而是道路。既然已经无路可走，我们就必须勇敢地承认这一尽管令人心痛的严酷事实，然后再次上路去重新寻找美学的新的出路。

生命美学正是因此应运而生。美学永恒地展示着自己的魅力，但是又永恒地引起人们的困惑。面对巨大的困惑，经过长期的痛楚思考，生命美学终于清晰地意识到：百年来中国美学的根本失误在于走上了一条错误的美学道路。而且，既然道路已错，就难免越是刻苦努力越是离题万里。南辕北辙、事倍功半，这，似乎就是中国美学的真实写照。

再也毋庸讳言，透过形形色色的美学观点、美学学说，不难发现，百年来的中国美学之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失误，这就是：固执地坚持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提出、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对于长期沉浸在中国美学传统之中的中国美学家来说，尤其如此。我们知道，主客关系并不是人类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全部，准确地说，主客关系只是人类以知识论作为阐释框架时所界定的世界，侧重的是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外在关系以及对于世界的必然性的领域的把握。倘若意识及此，而且自觉地不去跨越主客关系为自己所划定的界限，应该说，主客关系所开辟的思想道路还是非常重要而且十分有效的。例如在主客关系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人类科学思想就是如此。然而，假如竟然不自量力，以为从主客关系出发就可以包打天下，就可以提出和把握所有的问题，就难免以偏概全，并且铸成大错。遗憾的是，我们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中所经常看到的，恰恰正是这样的一幕。

我们在百年来中国美学的历史中所看到的，恰恰也正是这样的一幕。严格而言，美学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主客关系之中，而是在主客关系之外。然而我们的美学却偏偏固执地坚持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提出和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例如，把美学问题归结为美的本质是什么与人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认识美的本质等问题，结果就难免以偏概全，不但使得我们的美学眼光极为狭隘，而且使得真正的美学问题被排斥于美学的视野之外。事实上，在侧重对于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外在关系以及对于世界的必然性的领域的把握的主客关系之中，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美学问题。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觉察，主客关系的全部奥秘就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它意味着，不论具体的看法存在着多少差异，但是只要是强调从主客关系出发，就必定会假定存在着一种脱离人类生命活动的纯粹本原、假定人类生命活动只是外在地附属于纯粹本原而并不内在地参与纯粹本原方面。而且既然作为本体的存在是理性预设的，是抽象的、外在的，也是先于人类的生命活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就必然是彼此对立、相互分裂的，也必然是只有通过认识活动才有可能加以把握的(可以说，从亚里士多德的“‘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一直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都如此)。由此，在主客关系中建构起来的就只能是对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解，即从对于世界的具体经验进入对于世界的抽象把握，所获得的也只能是对于世界的一般知识。当然，就特定的角度而言，这种对于世界的抽象把握、一般知识无疑也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觉醒”。但是假如就以此为真理，以致尽管抓住的只是某一方面的世界、某种有限的东西，但是却要固执地认定它就是一般的东西、无限的东西，甚至转而否定掉其它的东西，就会导致失误。例如黑格尔提出未经展开、未经概念整理的直觉只能是充分展开的、经过概念整理的思维的低级阶段，概念比直觉更真实，用概念加以陈述的东西比直观到的浓缩的东西更深刻，这无疑就否定了直觉本身的丰富内涵、特殊地位。在美学方面也如此。从主客关系出发，无疑就会认定只有能够对现象背后的本质加以认识、把握的认识活动才是至高无上的，至于作为情感宣泄的审美活动，自然不会有什么地位，而只能以认识活动的低级阶段甚至认识活动的反动的形式出现。当然，这完全合乎从主客关系出发所必然导致的理性逻辑，但是却并不符合审美活动的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