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采用实用主义来应对基础主义的困境。他认为，首先思想和行为的规范不是从柏拉图式的天国中下降而来的，而是文化地、历史地发展的，它们体现在受特殊传统教育的人中。这一点在关于规范的潜在方面的学说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规范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与生活的联系，就是其文化性和历史性的表现。规范不仅历史地被确定，而且其发展、变化和消失也是因为生活背景的变化而产生的。没有什么先在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的，脱离了人的生活的最终根据和保证。其次，人们可以在面对反常，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修正最初的原则和观念。已接受的规范之所以受到了挑战，就在于它们遇到了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新规范的有效性就在于解决问题上，它们能够作出与旧规范同样甚至更有效的承诺。人们依据实用主义的原则可以对原有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作出修正。所以任何规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的，接受批判、反思和管控的，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再次，如“装配线案例”中所分析的，规范中有许多内容是不能用精确的公式来表达的。使规范尽可能地接近于数学的和逻辑的规则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地是要依据历史环境和特殊场合作出适宜于当下的决断。

与这种反基础主义相一致的就是对普遍主义的批判。威尔批判普遍主义并不是说规范在运用中不具有普遍的指导力，不同的人在同一场合下运用同一规范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而是说，一方面规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其存在和有效性不是永恒的、普遍的;另一方面在对规范进行批判和管控时，不存在抽象的、不依赖于环境的、彻底性的标准，可以依据它来判断我们的管控是否成功。威尔认为在基础主义中，采用确证的演绎主义程序，我们可以就找到一种这样的评判标准，那就是“不受管控的管控者”。依据它，我们可以断定与“不受管控的管控者”相一致的管控结果就是合理的、有效的、成功的;反之则是不合理的、无效的、失败的。而在非演绎主义的管控理论中我们不要期望能够产生一个合理的管控原则。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管控是否成功都是相对的，我们对成功与否的评价也只能依赖环境而进行，对某一次管控和改进成功与否的评判并不能成为以后再评判的基础。因为这样的判断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能泛化的。

反基础主义和反普遍主义的精神使威尔的规范哲学思想具有了某种后现代哲学的气息，对于传统哲学来说，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摧毁性的作用。威尔从规范的角度批判了传统哲学中的一些偏见，为把实用主义精神与规范理论结合起来作出了尝试。他对传统规范观中思维模式的分析和批判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同时他也为重建新的规范观提出了自己的构想。虽然在论述过程中还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但其规范管控理论仍然对我们思考规范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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