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社会，满足社会个体物质生活需要的活动是农业耕作，每一个社会成员只需很短的农业生产周期就能掌握绝大部分知识(客观知识和经验)。平均而言，体力活动在社会个体的行为中占主导地位，社会个体以体力劳动方式占有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农业时代的人文知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体力劳动方式的左右”。以中国为例，从秦始皇之后的2000余年里，人文知识的结构体系相对稳定，理论的突破性和延伸性相当有限。由此可见，农业时代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与当时全部知识的比例，始终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比例值。

进入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社会整体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工业技术知识，人文知识，法律，经济，电脑，信息科技知识，等等，其最大的特点是，知识更新和传播的速度大幅度提升。据分析，本世纪70年代以来，短短30年的知识创新，超过了以前所有时期全人类知识的总和。因此，当今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同全人类知识整体的比率相当小，而且很不稳定。

知识就是力量。社会个体知识占有量的历史特征，必然反映到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个体的行为方式，并直接决定了当时整个社会的面貌。公元2000年之后的教育，首先需要重视受教育者可能学习到的知识量同全人类知识整体的比率问题。这是本文提出并探究思行观的出发点。

二　知行观：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人和动物的基本区别之一，是先思考，后行为。

自从组织性完好，系统结构功能健全的社会形式形成以来，历史可以分为帝王时期和民主时期。如果我们考察某一帝王的知识占有量，在同一时代的社会个体中，其占有量的值的水平不是最高的。但如果考察其社会个体物质生活实在物的占有水平，则其是无可争议的冠军。在帝国时代，物质生活实在物是社会个体社会行为的直接成果，而行为则是受社会个体的知识占有所驱动的。所谓知行观，是指社会个体协调知识与行为的能力，它的量化标准，思行观与知行观问题是某一个体知识加社会行为所获得的物质生活实在物的多少。在帝国时代，社会个体的生存价值是与其知行观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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