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五四”之后。以传播西方现代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民族解放的前躯，他们塑造出了以鲁迅、闻一多为代表的刚正群象。但为什么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当然是极“左” 路线下的“社会主义”)后，同样这些知识分子， 面对吕荧这样的事件却突然个个成了连真话都不敢讲的以至为“身家性命”而纷纷抛弃“原则”、“正义”的懦夫了呢?不亲历或不深入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是读不懂的，是很容易得出他们群体怯懦的结论的。但如果我们了解了那一段历史，结论便可能完全不同了。这里的关键首先是要了解放前后知识分子身份地位和精神状态的变化。

解放前进步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他们对自己是民族良知和社会正义、民主、进步精神代表身份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横眉冷对千夫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凛然正气，不仅得到进步知识界的喝彩，而且受到广大觉悟工农的敬佩。当其时，知识分子的道德尺度与革命尺度是同一的，是非界限是清晰的，知识分子阵营也是(相对)团结的。因此，进步知识分子为崇高真理献身时，所付出的只是生命代价，其自身精神人格乃至他的亲友同志的精神人格都并不受折磨。而解放后(改革前)则不同了, 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不仅自己前述种种正义代表身份被剥夺了，而且在新的“正义”、“真理”、“原则”的名义下，已经被置于受改造受批判甚至被嘲弄的地位——今天依然可以从电视上看到的电影《刘三姐》，便是在阶级斗争的故事框架中，对知识、知识分子“臭老九”形象尽情嘲弄的“样板”。这时，“革命”的道德原则与知识分子恪守的道德的尺度彻底错位了。知识分子的队伍必然地分化了。象吕荧事件所表现出的是非决不象王彬彬今天所认识的那样简单，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 只是一个敢不敢说真话的问题。让我们把当时的特定情境还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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