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 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性的政治任务。自进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以来，中国的民族性始终处于焦虑状态，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种种折磨与屈辱，也不断动摇着国人对民族认同的自信心。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正如无产阶级只要具有反抗意识并付之于行动，就一定会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体，处于被压迫的民族，通过阶级的或民族的自觉也会完成向现代民族性的转换。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主要发生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东方马克思主义则把这一矛盾进一步拓展到西方资本主义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矛盾，并在这一矛盾中将西方资本主义本质化为帝国主义。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 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这一段话，正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引用的，其用意就在于强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解放与人类建构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 　　当然，相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性建构使命而言，上述启蒙还只是初步的，它还需要历史性地拓展和提升为面向现代性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度启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