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政策上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在交纳规定数量的实物税后，自己处置自己手中的余粮，开放自由市场，允许自由贸易;第二，实行租让制，搞对外开放。把一部分国营的工矿企业、一部分土地森林等资源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和开发，搞合资企业，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第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地方流转，把发展商业视为搞活经济的中心环节;第四，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包括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租赁经济、合资经济、合作社经济、国营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 在政治，列宁上力图贯彻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的原则，但由于不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 简单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迫使共产党集中权力。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政党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合作协议，而骨子里却想的是夺权复辟。他们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暗杀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气焰十分嚣张。 列宁本人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的，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也死于社会革命党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取缔这些坚持反动立场的政党，逐步由多党制走向了一党制，由苏维埃代表制走上了政党代表制。内战爆发后，严酷的战争条件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二是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落后成了民主管理中的严重障碍。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用政党代表制取代人民管理制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后来，在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的论战中，列宁更为明确的指出：“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的报告》，1921年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无产阶级专政不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这样，列宁关于实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实践，很快被实行间接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所代替。 与人民管理制向政党代表制相适应，国家权力重心逐渐由苏维埃转到了党的手里，从苏维埃高于各政党到将权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政党手里，并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以随机作出各种重大决策。1919年俄共八大提出，党应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三世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1页) 在企业管理上，也从工人直接监督管理企业转向国家管理企业，企业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国家机关，包括企业领导直接由上级指派，由一长制取代过去的工厂委员会。 苏维埃的选举制和罢免制转向党的委任制。同时，作为最高工人监督机关的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独立监督权和罢免权丧失了。这些转变表明，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照搬马恩直接过渡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必须采取间接的、迂回的办法。 这些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东西形成以后，尽管在新经济改革过程中有所变化，但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到斯大林时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发展起高度集中的个人集权制。 三、斯大林模式及其扭曲 斯大林当政后，建立了斯大林模式。一是全面建立公有制，在城市建立了企业公有制和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二是全面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三是实行按劳分配的模式。四是全面灌输集体主义思想，对思想进行严格的控制，思想上的是非，往往由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定论。五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政。我国建国之初社会主义模式与此基本相似。在现实的扭曲下，这种模式与马恩设想的理想状态具有很大差别。 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有复杂的外部原因。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大面积爆发，由此使社会主义在一国先胜尔后引起多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将在短时期内完成。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风暴也确实席卷了欧洲一些国家。然而，欧洲革命很快便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到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时，形势已十分明朗了，苏联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社会主义的俄国已成为孤岛。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随时准备应付外来侵略，巩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1925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对国际形势作了比较准确的估计，指出：“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准备应付一切”(《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15页)。1927年英苏断交和苏联驻波兰大使被刺，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引起了局部战争的爆发，更使联共(布)认识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我们的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页)。战争危险的日益迫切，使苏维埃国家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要求苏联放弃常规的经济发展战略，而采用一种超常规的、在短时期见效快的、重速度的备战方针。 可以说，斯大林模式形成以后，苏联取得了重大成就，1927到1937年，苏联工业每年以20%速度发展，1937年比1913年增长了7倍，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值比1913年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苏联通过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从居于欧洲第四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1953年与1913年比，苏联的国民收入增加了12.67倍，而美国只增加了2.03倍，英国只增加了0.71倍，法国只增加了0.54倍。 但是这种制度的基础并不牢固，由于生产落后，物质匮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竞争依然激烈，很多人在实际行动中依然采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你要求集体主义，我就喊集体主义搞个人主义，你实行公有制，我就在公有制下谋取个人利益。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个人主义的产生发展。集体主义很难全面普及，个人主义不断的变换自己的形式，很多人打着集体利益的幌子搞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这不禁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成功后，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很快变成了新的地主，而没有成为农民的利益代表。社会很难逃脱生产力水平下的个人主义，仍然带有极深的农民起义的影子。 苏联和我国都脱胎于比较落后的国家，都有比较长的封建传统，政治因而具有明显的个人专制的特点，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具有明显的帝王色彩，个人喜好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存亡。在和平时期，没有革命战争时期生死对党员干部的考验，又没有民主对党员干部的选择和淘汰，过分依靠干部的自觉性，效果很不理想。在个人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很多干部抱着个人主义的内心功利，对待权力、地位，不求名利变成了骗人鬼话，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形成了官僚阶层。公有制也随之逐渐演变成官僚所有制，“吃喝嫖毒全报销”就是这一现象的明显写照。 随着公有制演变成官僚所有制，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逐渐演变成了按权分配。看看前苏联的腐败，看一看我们国内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现实。“权钱交易”、“我管的就是我的”，一系列思想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要求的内容，却都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误导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马克思以来的社会模式选择，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建立在计划能力基础上，有多大计划能力你就计划多少，没有计划的干脆就别计划，别不懂装懂，盲目计划。但是许多干部为了维护个人利益，个人尊严，自己没有能力计划也不允许别人计划，也不允许市场调控。这些领导干部计划的不是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最大程度的发展生产力，而是在计划中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计划经济早已脱离了社会主义计划的两个前提：集体主义和计划能力。